作者：李晓亮

　　4月1日，愚人节，整蛊无罪。当天一条热闻，几乎被网民视为黑色的“愚人节玩笑”：湖北人李文彦在江西打工时因涉嫌偷电缆被刑拘，在九江看守所关押期间猝死。其家人发现死者额头上有青紫伤痕，看守所却称其是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4月1日《楚天都市报》)

　　“噩梦致死”到底是网站转载时抽出的商业噱头，还是所长原话，公众并不清楚。在传统语境中，我们愿意相信看守所恪守职业伦理，至少不会拿公民的猝死开“玩笑”——“噩梦致死”的说法太过雷人，甚至在挑战常识、挑衅公众智商；也有人不太在意这个异化表达的真伪性，立即以“珍爱生命，不做噩梦”等起哄式网络表达，诠释了真相焦虑之下网民集体无意识的不信任姿态。

　　虽说情绪化表达不甚理性，但罪不在网民。九江看守所对此也不用太过委屈，他们其实是在为“前辈”埋单。因为此前看守所里的猝死事件，官方解释多半都与死者“心脏病”有关，这一度被讥为“潜规则”。或鉴于此，为“满足”大众口味，“躲猫猫、俯卧撑”等异化表达，纷纷出炉。可这是本末倒置。公众愤怒不在于死因不新奇，而在于智商被侮辱真相被蒙蔽，抗议源于探寻真相的正义冲动。化解信任危机，只能还原事件真相，舍此别无他途。

　　比如九江看守所现在欲证清白，就须回答以下问题：死者弟妹所称李文彦被抓后仅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是否符合办案程序？死者额上伤痕，真是和“躲猫猫”一样被所谓牌友留下的“一指禅”的友情印迹吗？若这“游戏”和死因有关，算不算是被“牢头狱霸”打死的？警方是否该为此担责？包括尸检在内的相关录像能否全部对外公开？

　　只有对上述疑点，一一释疑解惑，才能证明“噩梦猝死”真是一场愚人节的“噩梦式玩笑”。但若随着案件调查，这些问号不但没被拉直，反而越来越多，那我们就该反思这种信息披露机制了。否则继“做噩梦”之后，雷词还会绵延不绝。推而广之，不光是看守所，不少公权力机关都有类似的“选择性”信息发布的路径依赖。或欲以此“引导舆论”，或是选择别出心裁的说辞(如“躲猫猫)糊弄民意。但离奇的解释只能让民众出离愤怒，激化矛盾。

　　其实，社会发展蓄积的矛盾与冲突，如公权力失范导致的公共性事件，只是社会运行中常规化组成部分。靠严防死守封锁消息，无助于问题解决。一个好的制度，是能够容纳冲突的制度：只有社会的容纳能力强，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求制度化的解决之道，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制度正义体现于执行力，执行力又与执行机构的公信力挂钩。而相关部门有时却费尽心机，妄图以挑战人想象力的异化表达来遮丑。从“俯卧撑”到“躲猫猫”再到“做噩梦”，此类怪象层出不穷。公众已从最初的愤怒到渐感麻木，容忍已近临界值，这对政府公信而言，十分危险。

　　可以想象，若公众对公权力机构普遍充满警觉，对“做噩梦”之类的回应一笑置之。那么在此制度语境下，公民的权利保障无疑是羸弱和不确定的。而要让舆论对政府回应释放足够的善意，政府就应塑造自身的权威感。政府公信力的修复，则必须保证“李文彦案”这类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能由程序正义最终导向实质正义。而公众最的愿望，莫过于“李文彦案”之后，“噩梦致死”式异化表达，真正绝迹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