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为什么会“拧巴”

　　专家的一个建议，或从理论出发，或从实际出发，两者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浙江杭州  徐迅雷

　　这是一间厕所引发的风波：茅于轼先生建议廉租房不设厕所，引起轩然大波，褒贬皆有，但贬者更多。茅先生于是继续发文，阐述己见：赞成发展廉租房，但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定有私人厕所，可有公用的、室内的、水洗的厕所。(3月22日《新京报》)

　　首先要看到，年届八旬的茅老是个好人，心地不坏，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有许多良好的愿望。他建议廉租房不设私厕，并非存心让困难群体难堪，其出发点是防止有权有势的人侵占，目的是让更多真正的穷人入住廉租房。然而，出发点没错，目的也正确，可他的建议与现实的景况、与公众的期待是“拧巴”的—两者意见相忤、无法投合，这是为何？

　　茅先生认为，“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这个想当然的逻辑关系是无法成立的。有钱人不喜欢，不等于他不去占有，占来了可以转租出去呀，干嘛自己既要喜欢它、又要去住它？无非租金多点少点，廉租房如果建得“高级”点—有私厕，那可以转手以月租千元租出去；如果建得“低级”点—只有公厕，我可以500元出租呀。缺乏治本的制度之策，不该占有的人怎么都会有“愿望”有“能力”去占有的。网友说得好：廉租房想“堵漏”，别指望厕所。

　　专家的一个建议，或从理论出发，或从实际出发，两者结果往往大相径庭。茅先生是理论高手，由于年事已高，他对现实情况的掌握确已很欠缺。比如他说：“廉租房是为谁建的？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显然不对，多数城市廉租房的主要对象，远不是外来农民工，而是有本地户口的困难家庭。保障性住房，当然可以细分，可建为进城农民工服务的租住房，可建为大学毕业生服务的公寓，但廉租房的主体保障对象，大多是下岗失业、残障贫病、年龄偏大的城市低收入困难群体。

　　这个群体，大多难以继续“发家致富”；他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并非身体精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棒小伙子。都七老八十了，房子里连个厕所也没有，起夜还得颤巍巍去摸公共厕所，这多么不方便，更别提隐私什么的了。那样的房子，是以人为本的吗？天地良心，显然不是。廉租房可不是农民工的集体宿舍，茅老把对象都搞错了，能不“拧巴”吗？

　　没有人建议将廉租房建得又大又豪华，但是人性化、人本化的基本设施是不可少的。谁说房间里建个厕所就是超标的豪华房？你以为那厕所里安装鸳鸯浴缸、黄金水龙头啊？廉租房建设，进行“总量控制”就可以了—控制总面积、总造价。比如总面积为30平方米、总造价为10万元的房子，里头把卧室造得小一点，搞个小厕所，面积还是30平方米、造价还是10万元，这有什么不好呢？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能用老眼光、老标准看事物了。五六十年代的房子不成套间、没有私厕，现在还回到那个境地去？没想到茅老还真是这样想的，他坦承：“我心目中的廉租房就相当于过去的筒子楼。”这真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思想想法了。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要靠另外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如果不抓牛鼻子，只抓“不设厕所”的牛尾巴，那是不靠谱的。有的城市已开始建立“市民收入核对系统”，这就是重要的制度建设。我曾在媒体发文呼吁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廉租房确实需要多建、快建，内有基本配置，外有配套设施，可以散建于城市各处，不必太过集中，不要太过偏远，弄得像贫民窟，搞得问题百出。廉租房在基本标准范围内，应该可以建得多样化一点，以适合不同人数的困难家庭，不必死板板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