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在以习酒闻名的贵州省习水县，这半年来有关“老师强迫学生卖淫”的说法被传得沸沸扬扬。《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当地采访后得知，这起未成年人受害案并非由教师组织或强迫学生卖淫，但有6名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县人大代表等公职人员涉案。据调查发现，2007年10月到2008年8月期间，习水县辍学学生刘某、袁某采取在学校门口守候等方式，将11名女学生带往袁某某家中，再由袁某某联系嫖客进行嫖宿。受害者中，未满14岁的幼女有3名，其余受害者均未满18岁。

　　当悲剧以一种令人发指的方式呈现出来，留给人们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荒凉与寒冷。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年幼女生案不只是一场人伦悲剧，更像是一场恶魔的狂欢。

　　习水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云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都是为人之父，如果我们的女儿被别人这么搞，我们的感受会怎么样？”但试问，这个世界有哪一个父亲，肯以这样惨烈的假设来感同身受？如果可以这样假设，那么我们将何忍为人之父，又何忍生而为人？仅仅从这个角度，我们又将何以容忍，在恶魔狂欢之时，为什么包括学校、警方、家庭在内的整个社会机制，对防范这样一起恶性案件悉数失灵，也悉数漠然于那些遭受侵犯的女童的身心？ 

　　半年前有关“老师强迫学生卖淫”的说法在习水已传得沸沸扬扬。最迟在去年8月15日，习水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已接到受害女生家长的报案，但为何两个月之久，并在报案人一直催办的情况下，当地公安机关竟没有一个明晰的调查或结论？ 

　　而此案之所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是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作出批示的结果。去年10月底，拿到“尚方宝剑”的遵义市公安局专案组8名民警悄悄进入下辖的习水县秘密调查取证，10天后向习水县领导通报该案。遵义8名民警仅仅通过10天秘密调查取证就能得出的真相，何以更加熟悉当地情况的习水警方却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一件显然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并非由当地警方，而是由上级公安机关“偷偷”侦破出来，让人不禁怀疑其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利益勾当。这与6名公职人员涉案有没有什么联系？报道称，那位在去年8月15日报案的家长，由于担心在当地被人报复，遂带着女儿到外地去了。担心报复之说从何而来？袁云勤透露，在查处案件中内部也曾出现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般的卖淫嫖娼案件，因为嫖客不知道卖淫女是幼女，给予治安处罚就行了。然而事实是，被害人“一眼也能看出”是小孩，“更何况案发时年龄更小”。这一切表明着一种怎样的地方权力生态？

　　至少有一点已经不可回避，那就是这一案件背后所昭示的地方失序。报道此事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在其博客上披露，嫖客在当地找“学生妹”亦非困难之事。他在求证的过程中，假扮从福建来这里做生意的老板，四处寻找“学生妹”，试图从中找到线索。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了车站附近的一家旅社，旅社的男老板带了两个女孩进来让记者挑。还有一位“热情”的包工头也打电话叫来了“3个满脸稚嫩的女孩”。如此公然的暗流涌动，当地公安机关竟无一所知？或许此种暗流不是当地还有更多嫖宿幼女案的证据，但必然是11名女学生被害的前提。

　　“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以这样沉痛的语气说道。我们无力找到最开始的溃败来自何处，但总不难发现的是，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就常常喻示着无限的放逐与溃败。这是一个更为可怕的现实：在案发当地，似乎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这样的溃败得到阻止；似乎所有的力量，只是在为无尽的溃败推波助澜。与一个未成年人生存相关的，包括学校、公共机构、家庭、成人社会等等环节，如果不是整个链条的崩溃与断裂，习水嫖宿幼女案将不会发生。 

　　“那个案子发生后，只有14岁的康倩和她的女朋友一起跑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公安局让我去把她找回家来，辨认那些嫖客。可她一句话都不肯说，就是不肯承认被男人欺负过。从深圳回来后，本来读初二的她就不再愿意去上学了，而是天天在外面混。有时一跑就是一两个月不回家，被我抓到后，痛打一顿，然后把她的头发剪得乱乱的，这样她才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上一阵。可过不了多久，又是经常不回家过夜，后来我干脆就买了条锁狗的铁链，把她锁在家里。”

　　这一段话，是习水案中一位受害女生家长的叙述。我无法想象一种更大的溃败将如何呈现，只是强逼自己一遍遍默读这段话，直至冷到发抖。而窗外的阳光，春天，仿佛只是泣血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