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宽 

　　最新消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而这个机构被定为“高级智库”。据一些媒体报道，曾培炎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该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一个前国家领导，从政府岗位退下来，投身致力于研究工作的社会组织，无疑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其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开阔的视野无疑将使社会受益。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下野之后经常的职业选择。

　　但媒体对此事的解读，却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国外，政府之外的政策研究机构有智库(think tank)之称，智库把解决问题的智慧像储存水一样存起来，以备使用。但媒体对智库背后的智库文化缺少基本的了解，以致有“最高级别智库”之说。

　　级别是用在政府行政体系内的称谓，进入官员序列，就可以被评以级别。这个级别可用于政府系统中的地位识别，其基本逻辑，就像军队里，尉官见到校官要敬礼。为了保证政务系统的执行力，所以在政务系统内，需要讲究下级对上级的服从。

　　而智库这个事物从产生之初就标志着，政策研究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过去当皇帝讲究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要把人才网罗在身边，有大学士、上书房帮助皇帝起草诏书，谋划政策。到袁世凯、段祺瑞，他们身边也都有一个很庞大的幕僚班子。现代政府之中也有形形色色的政策研究机构。就像我们现在的政府，到厅一级、市一级，都有如同政策研究室一类的编制。这种机制都能保障政府系统可以吸纳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可为什么依然还需要智库呢？

　　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我们俗话讲的旁观者清，这就好比，一个人自己闻不到自己的口臭，更看不到自己门牙上沾着一片韭菜，总需要别人来提醒。处在政府之中，既有特别的信息优势，同时也有视界限制。

　　一方面的限制是有形的组织纪律。行政系统最强调的是执行和效率，而不是挑战和创新，尤其是下级在上级面前，上级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强理解，自然不能把思想自由和发散性思维放在第一位置。另一方面的限制，就是无形的“级别文化”，是一个体系内的习惯思维。一个行政系统为了保持政令畅通，一定会经常性地要求“统一思想”，这会潜移默化地形成要求观念一致性的氛围。很容易想象，一个行政系统中的上级讲了一句话，它一定会自然被下级当作“指示”，下级即使思考，也往往会从如何贯彻和落实这个指示着眼，而不是如何推敲乃至反省这个指示。

　　这就是我们需要智库的价值所在。我们的政府系统里已经有了政策研究室，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靠政府拨款运作的从国家到省(市)级的社科院，他们里面也有很多博士甚至海归。难道不是给这些机构增加拨款，增加人员编制就足够了么？为什么还需要成立新的更多的智库？

　　花同样的钱，不把一些优秀的人纳入原来已有的机构，而是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就在于每一个新机构的成立，都意味着给观念和意见的市场提供一种竞争性的选择。尤其是，智库和政府部门不同，它不是依靠常规性的纳税人支付而存在。它需要向社会证明，它的研究对于公共利益有价值，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它是省部级或是副总理级。这种压力和刺激会使它表现得更好。

　　眼下“智库”成了热门词汇，这是个好现象，体现了我们时代的需要。我们需要汇聚更多的智慧，来从与政府内部不同的角度，推敲和探索我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但这个目的的达成，建立在我们能够对“智库”这个我们传统中没有的新事物具有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像曾前副总理创办的这个智库，我们要祝愿它发挥它的作用。而它还刚刚成立，就被一个“最高级别”的帽子套在头上，这无疑会是阻碍它发展的最大负担。(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