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关于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评论，在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新闻评论者甚至对孙进行人身攻击。学者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出发，发表学术观点，无论对错，都应当心平气和进行讨论。如果肆意进行谩骂和侮辱，那么，就破坏了平等交流的气氛，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将呈现出暴戾之气。

　　孙教授在卫生部担任“专家委员”的职务，和我所担任的许多兼职一样，都是属于挂名性质。可能北京大学利用他这个身份对外承揽业务，但是，卫生部不会重视这个意见。有些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所在的北大鉴定中心多承揽一些业务，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但是，我们应该誓死捍卫他发表谬论的权利。不能因为他是学者，而苛求他必须保持“政治正确”。

　　在批评这位大学教授的评论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位大学教授不是精神病学专家，因而没资格发表意见。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逻辑。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因其缺少某种身份或者不具有某种地位，而剥夺或限制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利。新闻评论者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试图阻止学者发表观点，其实是一种“资格论”。当前在中国的新闻评论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使用这种方式，对他人的意见说三道四。学者发表意见是否专业，应当从观点本身出发进行分析论证，而不能以学者的出身和专业背景为理由，否定其观点。据笔者了解，这位大学教授恰恰是法学界少有的精神病学鉴定专家，他的专业背景虽然不能保证他发表专业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誓死捍卫学者发表意见的权利。

　　某些学者的发言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除了与社会普遍情绪发生碰撞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些学者长期专注于某个领域，不由自主地对所研究的专业领域产生了偏爱，他们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往往容易忽视专业领域之外的意见。譬如，某些民法专家长期研究民事法律制度，他们认为民法是商品经济的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这种观点放大了民法的作用，忽视了民法赖以生存的深厚社会文化土壤。事实上，市场经济需要民法，其他经济条件下同样需要民法。过分强调民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就会导致民法跟上了时代，却失去了自我，民法的内在价值特别是民法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就会被忽视。民法应该体现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以家庭关系为起点，不断放大自己的调整范围，并且把一个国家核心的价值观念，通过法律体现出来。长期研究精神病学的专家，在调查上访人员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错觉，而恰恰是这种错觉，使得新闻评论者产生愤怒情绪，从而口诛笔伐，甚至试图剥夺学者的发言权。

　　任何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的假定条件，如果忽视了学者的基本假定，断章取义，那么，学者的观点很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北京的这位大学教授使用的是“上访专业户”这样的基本概念，而不是针对所有的上访人员。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某些新闻媒体在评论这位大学教授观点的时候，却偷梁换柱，把“上访专业户”改成了上访人员，这样一来，就在无形之中扩大了“打击面”，将这位学者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忽视或者歪曲学者的基本假定，虽然可以使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但是，却破坏了学术讨论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评论方式。

　　不能否认，当前在上访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通过正常渠道难以解决，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普通公民。这些人中有的经年累月提起诉讼，最终无果而终；有些人被政府机关推来推去，成为缺少倾诉对象的社会边缘人士。国家之所以建立信访制度，就是为这些人开辟一条申诉的道路，让他们通过合法的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由于我国信访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少数人将希望寄托在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上，结果却更加失望。极个别上访人员可能专注于通过信访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忘记了信访的终极目的，从而与某些学者一样，成为了“偏执狂”。对待这些上访者，社会各界不能冷嘲热讽，而应当把他们当作病人，嘘寒问暖。北大这位教授的初衷恐怕也在于此。假如无视社会客观存在，劈头盖脸地向学者身上倾倒污泥浊水，那么，不但会损害言论自由，而且会掩盖社会真相。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