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湖南媒体人

　　让方鸿渐真正成为呆在《围城》里的过时人物，有赖于整个社会对人才评价标准的扭转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最近方鸿渐的名字又一次在网上大热，这位钱钟书小说《围城》中的男一号被人想起，并不是因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的爱情婚姻定律忽然间又受到了重视，而是因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瑕疵很可能又被现实复制并放大了一回。

　　“方鸿渐”还在人间

　　《围城》一书开篇不久便提到，受名义岳丈大人资助游学欧洲的方鸿渐本来并不在意文凭这样的小节，但为了不使家人失望，他只好从一个在美国的爱尔兰人那里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钱钟书先生或许不曾料到，他编织的这一情节却使方鸿渐成为了某一类人的代名词。

　　近日，法国媒体报道了在法国土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涉嫌花钱买文凭的事件。一时间，方鸿渐和“克莱登大学”的小说情节似乎有了更大规模的现实版。尽管法国官方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买文凭说法的真实程度及其细节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但是一场争论已经在中法两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国内的论争似乎可以拿“丢人”当作关键词，一派网友认为新时代的方鸿渐们把弄虚作假这一套带到了法国，实在是丢了中国人的脸；而针锋相对的一派则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卖文凭的法国人更可耻。其实，如果这样的丑闻被证实，买卖双方都逃脱不掉道德的甚至法律的拷问，研究谁更丢人并不是一件太要紧的事情。

　　《围城》描写的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海归”知识分子的爱情和命运，如今历史之车的巨轮早已驶入了新世纪，但是从国内有关部门近年来查处的伪造国外文凭事件不断也可看出，购买洋文凭这一让人不堪的奇观却并没有太大改变，仿佛一切进步都只是流云幻影。洋文凭成了定格在时空取景框中的世纪困扰，如何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可能比探讨外国“克莱登”与中国“方鸿渐”的道德高下更有意义。

　　为了那些“赤条条”的利益

　　《围城》中的方鸿渐，对中国人花钱买洋文凭曾做过一个巧妙的比喻：“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没有文凭，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其实遮羞是形而上的说法，洋文凭的功用除了安慰灵魂之外，可以带来更多“赤条条、无包裹”的利益。昔日方鸿渐的任职三闾大学，今日“海归”们在职场的春风得意，都受益于那一张薄薄的洋文凭。假洋文凭事件固然暴露出留学生诚信意识的淡漠，以及留学管理机制中的疏漏，但是更为隐蔽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在于崇洋思维，一方面在于文凭崇拜。

　　近代以来，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无论是“开眼看世界”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实践，相对于盲目自大和闭关锁国，自有其进步意义。从这一点上说，崇洋是学习西方和追赶先进所必须的认识前提。但是，崇洋一旦僵化为思维定势，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在方鸿渐的时代，留过洋的人中间确实有见多识广的真俊杰，但那些学识和才干均出自悟性与用功，与一纸洋文凭之间并无直接的对等关系。时代演进到今天，中国的进步已是有目共睹，该虚心效仿之处当然仍要勉力笃行，但该有自信时也不妨实事求是。在对待洋文凭的问题上，我们曾经给予了制度化的倾斜，但那是在人才极度匮乏背景下的非常举措。现在，已经到了给洋文凭以国民待遇的时候，不能仅凭“海归”两个字就破坏了对人才的平等对待。

　　期待良性社会评判体系

　　对于洋文凭的青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文凭崇拜。当低学历遇到高文凭时，高文凭胜出；当高文凭遇到洋文凭时，洋文凭胜出。评判人才的标准，应该是他们的真实素质和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唯学历取人。这本是很科学的道理，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被弃掷不用。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越来越极端，研究生出自清华、北大等名校还不行，还要上查“八辈”看本科读的是否也是名校。某些单位招清洁工，也敢打出非本科以上不要的条件。这样的风气在官员选拔过程中亦有体现。在这样的指挥棒下，官员的学历腐败和社会的文凭狂热是不难理解的。

　　让方鸿渐真正成为呆在《围城》里的过时人物，有赖于整个社会对人才评价标准的扭转。以真才实干识人用人，而不是偷懒地肤浅地拿一张文凭确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假文凭自然丧失了市场，假的洋文凭也同样没有了用武之地。文凭的中与洋、高与低，都只是一种学习经历的证明和评定能力的参考，褪去了神化和狂热，文凭回归了它原本的价值。没有了“赤条条”的眼前利益，反倒有可能因事情败露徒增羞辱，让方鸿渐再作一次选择，想必他也会拒绝“克莱登”的诱惑。中国能否走出洋文凭的世纪困扰，最终将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性高度和清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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