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敬泽

　　“五四”是一次文艺复兴：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对人的发现，将士大夫所垄断的书写权利还给民众，让民众的语言成为全民族书写和思考的语言。

　　时至今日，“五四”的遗产仍然遭受着挑战：今年，反对简化字成为了公众话题，引起争议的绝不仅仅是上世纪50年代的简化字方案，而是肇端于“五四”的文字改革进程。文字改不改、如何改当然应该由所有写汉字的人充分讨论，但在讨论中，我们不应忘记“五四”先贤的初衷：让书写不再成为特权，让亿万国人成为文化的主人，成为觉醒的、能够自我表达的主体。

　　这一初衷没有错。当你说简化字或白话文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时，就等于说放弃拉丁文造成了欧洲文化的断裂，这其中隐含着文化上的惊人错谬和倒退。“五四”这场伟大的文艺复兴不能被简化为几个关键词，更不能仅仅在关键词的水平上做出理解和回应，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壮阔复杂的探索和实践中，涌动着对于建设现代中国，对于重塑民族精神的坚定承担。

　　所以，“五四”与欧洲文艺复兴一样，绝不仅仅事关文学和文化，在“五四”新潮中，一代知识分子“奋空拳，扬白手”(罗家伦语)，与各阶层民众同声相应，为拯救中国，为在现代世界争我中华一席生存与发展之地而呼号奋斗，这是现代国家意识的确立过程，而国人的精神觉醒、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发展，正是这个过程的题中之义。

　　在晚近的一些学者那里，“五四”的“救亡”和“启蒙”这两个主题被描述为相互冲突的“东风”和“西风”，这种描述隐含着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后设的想象：似乎事情有可能不是这样而是另一样。后设性的历史眼光或许颇具学理趣味，但会使我们失去基本的现实感、失去对历史设身处地的体察和理解：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念演进过程，它一开始就是在纷杂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的行动，它从各种紧迫的历史局面和事变中获得动力。

　　当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们立志建构“人”的文学时，他们表达了中国人从近代以来的大变中得到的最深刻的信念：去除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中的“跪拜”，成为“人”，成为站着的人，拒绝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屈膝，也拒绝在封建文化的压迫下屈膝。从“五四”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从未放弃这一信念，“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共和国的创立者的宣言，是深刻地根植于“五四”精神的声音。

　　站着，传统才是属于我们的传统，才谈得上继承和发展。当一些后来者指责五四的“断裂”，指责“五四”“打倒孔家店”的鲁莽时，他们大概忘了，如果没有“五四”先贤绝然为民族开新路的精神，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发出这样的指责；我们也应该深切体察“五四”遗产的丰富性——今天，人们也常常忘了，正是“五四”开启了对中国传统的现代认识和整理，今日被顶礼膜拜的“国学”，岂是乾嘉旧学，皆为“五四”之学，都是自“五四”一代开始对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重新整理、认识和估价的成果。没有“五四”，我们可能会一直认为《红楼梦》、《水浒》是不入流的偏稗之书，没有“古史辨”，我们可能依然沉迷于神话，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不会有确切的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文艺复兴的“五四”，解放了人，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解放了我们的传统。或许文化保守主义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是一个必要的、有魅力的向度，或许我们已有足够的自信对我们的祖先取更具温情的理解，但“五四”教给我们的终究是在批判中继承和接续，在批判中求活力充沛的新生。

　　(作者为《人民文学》主编、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