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社论

　　走不出的“五四”

　　走出“五四”，首先要走出“阐释学”里的“五四”；纪念“五四”，最需要的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

　　90年之后，我们仍然念兹在兹，足以说明“五四”的重要。但我们念兹在兹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五四”？

　　90年的时光，一次次修正、一次次简化、一次次

　　凝固，留下来的，更多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越来越符号化的“五四”，一个丧失了血肉、模糊了真实面貌与历史场景的“五四”。“伟大的五四”，因了它的“伟大”，也被高高地放到了神龛之上。

　　物极必有反。于是，在90年纪念尚未登场之时，一些旨在“纪念”的文章便呈现出了“不同的声音”：包括了轻蔑的嘲讽语调，“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包括了严肃的“法理反思”，“青年学生的放火和打人，无论如何都不符合 ‘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的现代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常识，反而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暴民专制’的一种表现。”也包括了痛心疾首的惋惜，“宪政需要传统，而‘五四’的反传统连带毁了中国的宪政”。

　　在“爱国、进步”的主旋律中，不同视角与不同声音高调登场，汇成纪念五四的交响曲，映衬出这个社会的更加多元。想想当年那些口号，“砸烂孔家店”、“五千年传统就是吃人”、“全盘西化”，甚至“废除父子夫妻关系”，偏激之处自然不容回避，于耄耋之岁去反思、去批评并修正昔日的懵懂、稚嫩与轻狂，似乎更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然的题中之义。

　　回看90年来，“五四”从来就没有真正被冷落过，它总是不断地被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汗牛充栋甚至过度阐释的言说，已然令“五四形象”发生了裂变：主流价值观倡导的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自由主义者阐释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并推演出“普世价值”，本没有必然冲突的阐释在特定的语境中竟然也时而擦出刺目的火花。激情者看到了激情澎湃，理性者看到了暴力传播；钟爱传统者看到了传统被打破，热爱新思者讴歌破旧立新的美妙无穷……

　　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五四运动”，这也正常。丰富的阐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一定要在其身上依附出太多的东西，则必将让我们沉迷于阐释学的漩涡，无法自拔，继而极大地窄化“五四”应有的意义。五四当然是进步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局限；五四当然值得赞颂，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容忍别人要做反思；五四当然需要反思，但并不意味着缺陷可以抹杀历史坐标中的进步——— 走出

　　五四，首先要走出“阐释学”里的五四；纪念五四，最需要的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

　　再次对话“五四”

　　作为“事件”的五四早已成为历史，作为“担当”的五四还远未走完。与“五四”再次对话，寻找其新的时代意义，是一项既指向未来又延续历史的工作。

　　作为一个著名历史事件，没有人可以阻止一代代人与 “五四”产生对话，令其增值，并自觉地接受其感召。但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该怎样与“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话？对话的目的与意义又该如何？

　　美国人一次次地跟大陆会议、独立战争对话；法国人一次次跟法国大革命、五月风暴对话；日本人一次次跟明治维新、幕府时代对话；中国人一次次跟1949年、抗日战争、五四运动对话，这些过程，并不是指望简单地从历史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法宝，对话的意义，在于训练思维、积聚力量、理解当下；在于培养历史感、开阔眼界；在于以行动寻求思维转化与制度创新解决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中含金量可谓最高的“五四”当然是最值得对话的一个。可以说，作为一次“事件”的五四早已成为历史，作为一种“担当”的五四还远未走完。

　　今天来理解 “五四”，不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五四是一个传承，而不是孤立的怪胎，“五四”时代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晚清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孕育出来的：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的惨败，为社会酝酿着情绪；百日维新终究未能触及根本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统治，却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让国人感受到无穷无尽的黑暗。可以说，以前的全部历史为这场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催生着一场救亡图存运动的诞生。

　　“五四”提出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口号，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向这两个大敌宣战，是向旧时代最大的糟粕宣战。激情的五四运动高潮过后，人们不得不面对：单凭一时热情与冲动，不足以解决所有救中国的问题。人民将激情幻化为理性与思考，带着大量的问号去寻求答案：各种新刊物应运而生，研究新思想的团体纷纷成立，马列著作中译本隆重登场，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最后让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将救亡图存上升到更高层次。

　　孤立地评判一次运动，无异于盲人摸象；片面地归之于历史的故纸堆，无异于逃避现实。历史传承的问题，终究需要放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解决；一次运动可以向前地解决困境，也会向后地留下命题。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爆发于当年的五四运动以及伴行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也因了这个 “现代”，使其成为一个未竟的时代。

　　我们在以“五四”为光荣的同时，不能不品读其责任未竟的苦涩。想想那个年代流行的词汇：国家、民族、科学、民主、自由、救亡、启蒙、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一些曾击打着先贤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虽然表现形态与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我们孜孜的追求。以怎样的制度努力继续文化的重建，建立起有传承有开放的新文化？现代科学的认知体系需要怎样的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朴素追求如何支撑现代的法治与民主？……直面“五四”，我们并没有彻底摆脱困扰；直面先贤，那里仍有期许的目光。我们勾勒出未来世界的蓝图，却没有迈完应有的脚步。

　　我们站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纪念“五四”，与其再次对话寻找新的时代意义，邀其进入当下的社会变革，邀其锤炼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想，这是一项指向未来同时延续历史的工作。在对话中寻找到时代意义，将为“走完五四”积聚了最大的可能。

　　当代青年的“五四责任”

　　物质的富裕、现世的安稳，真的是五四精神的毒药吗？显然不是！当代青年更易于释放推进现代的能量，更有能力用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迎向未来。

　　90年后纪念“五四”，重点并不是纪念一场学生运动，或者一场新文化运动，重点应该是在那个特殊时代，青年人所表现出的起身行动的精神风貌。激情接受理性的指引派生出责任感、使命感；心智在激情的律动下去寻找、拥抱真理与使命——— 这种起身行动的激情与使命，无法用科学、民主两个词语完全概括，甚至也无法用爱国两个字简单替代。

　　我们是否还是 “五四青年”？五四时代青年身上那些宝贵的精神风貌到底还在不在？面对物质生活的压迫与精神生活的虚弱，当代青年应该敢于向自己发问，接受一次洗礼，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与集体信仰，来安放自己的青春时代。

　　长期以来，公共视域里的当代青年有着两极化的精神风貌：一方面 “地震一代”、“鸟巢一代”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公民意识、志愿者精神等感召下的起身行动精神；另一方面，社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与指责，却常常忽视转型时期特有的物质生活胁迫给他们造成的极大压力。面对两极化，两个迥然不同的标签也应运而生：赞赏者用的词汇是讲究个性、追求自由、懂得权利；贬损者看到的则是自私、自利、无集体观念。

　　物质的富裕、现世的安稳，真的是五四精神的毒药吗？恰恰相反，接受更好的教育、追求个性、懂得权利、热爱自由的当代青年，比起长期浸染在封建意识、服从意识、丧失个性的群体而言，更易于释放推进现代的能量，更有能力 “用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迎向未来”。爱国素来被主流意识形态列为五四精神的第一遗产，这没错，但爱国并非唯一遗产，它并不排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些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空间当中，多元的思潮与观念，更能碰撞出思想解放的光芒，对于新时代青年来讲，最重要的也正是让所有个性、独立精神、自由意识，被感召于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派生出开创事业的不竭动力。

　　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力量。而激情、行动，是任何青年创造力的前提。90年前，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青年学子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调查，充分接触社会，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用行动把“小我”融于“大我”。90年后，同样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有志青年在奥运场上、在地震灾区做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在社会生活中比他们的前人更坚定地主张权利，在互联网上释放关爱又嫉恶如仇，在西部农村燃亮青春……这些行为同样是把“小我”融于“大我”。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激情与行动。

　　任何一代青年，都有责任在现实的碎片中重建崇高感。我们不必否认，发轫于1840年的转型仍在延续，当下中国面临不少转型期的问题，但比起90年前，21世纪无疑是一个更好的时代，更好的时代没有理由成为派生惰性、安逸抱怨的借口，只应是付出更多努力的动力。诚然，今日之青年更易怀疑，更易孤独，更易缺失信任与归属感，而缺失的社会何尝不是等待塑造的社会？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有句名言：“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于问题与希望同在的转型中国找到一个安放青春的坐标，扮演好现代公民社会应有的青年角色，这是一项伟大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