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新学风主要表现在文史研究上。原因十分简单：自然学科、社会学科都直接移植自西方，唯人文学术中国自有传统，若要改宗西方，就必须对旧的学术规范及方法进行改造。五四之后，白话文成为论学语言；整理国故，提出科学方法；古史辨，重建研究中国古史之观点与材料，均属此类建立新学术的工程。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哲学研究上的典范意义亦在于此。

　　如此改造，首先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学为楷模，来扭转中国旧日诂经注史之法。胡适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或顾颉刚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傅斯年说：“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都是这个意思。

　　自然科学，在他们的理解中，乃是客观的、理性的、系统的，以确实的材料为证据，去做理性的推断。中国人文学科之不振，即因未能采取此种学术形态。反之，西方不仅自然学科如此，其文史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史之研究，亦是此一形态。此即西人“东方学”之传统。傅斯年在呼吁要将史学建设得跟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时，即期待如此才能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可见效法西人东方学以与彼争胜，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彼辈用心良苦之处。

　　经由五四运动以后之逐步改造，如今中国学术新传统早已确立。一种仿真自然科学的人文学术形态，弥漫在我们的学科建置、课程规划、论文写作、教学方式、学术评鉴及意识内涵中。例如我们如果说某人论某事不客观、不理性、不系统，那若不是说它没价值，起码也是不学术。

　　西方自然科学之发展，其实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观点。波柏(Popper)以后，或谓科学并非经验之归纳与验证，而是科学家的推测与建构；或主张科学无政府主义；或言测不准定律；或说模糊理论；或强调神学与美感在科学中之作用，不一而足。可是人文学术目前的主流学风却仍是实证，也就是仍守五四时期科学观之矩矱，这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巨大影响了。

　　故五四的课题，今已完满达成，可获满分。何况，现今之所为，恐怕更已超过五四对新学术的期待，要破一百二十分了。怎么说？当时只是要在方法和范围上照着自然科学与西方汉学做，现在则在语言及论文格式等各方面无不仿效之；文章也最好要拿到外国刊物上用外文发表，如此才有价值，评估时才可以多计若干点数。本来文史研究均重视著作，大学者都必须著书立说，现在也仿效自然学科，以期刊论文为主了。

　　可是，正因如此，目前新学术的表现也不妨说是反五四的。

　　五四是爱国运动，它一切手段，如反传统、批判国民性、宣称整理国故就是要打鬼，乃至后来主张废除汉字等，虽然看起来颇有反中国的架势，但其目的仍是爱国的，是新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含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吊诡：为了民族好，就得放弃或改造民族的东西。所以傅斯年想把史学建设成西方自然科学，目的是企求使世界认识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你可以说此法吊诡，乃缘木求鱼，但不能不注意方法和目的间的关系。现在这个目的还在不在呢？在我们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评估我们的论文、以能获SSCI为荣、以刊发在外国期刊、获得外国人引用为傲时，我们的学术主体性何在？在我们不再能用中国观念、方法、术语来说明中国思想与历史现象时，我们还能夸称我们是正宗吗？

　　这是顺着五四发展而走到五四对立面的。论五四之影响，还不能忘了五四本来就有反对者。新学术固然风靡一世，蔚为典范主流，但反省批判五四之风，也同时在滋长中。以中国哲学来说，胡适所开启的新学风，实质学术成果是不能跟反五四的新儒家一脉相比的。史学，如钱穆之影响也不可小觑，他与新儒家都反对以科学客观之法治史说儒。文学，上世纪70年代就有应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之议，近年更对学界患了“失语症”颇有批判，谓学者脱离了西方话语就讲不出话来。社会科学也同样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本位文化之论，70年代则倡言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这些思潮内涵不一，但多少都涉及了对新学术的批判反省。

　　对五四出的考题，他们或许不想顺着去回答，而更要追问当初那些设想是不是有问题。五四以后新学术的发展，真正精彩处，其实在这儿呢！

　　作者：龚鹏程(台湾学者，曾任台湾佛光大学校长，著有《近代思潮与人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