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汶川大地震整整过去了一周年，国内各种相关纪念活动盛况空前。有报道说，汶川县将把震中映秀镇的“灾害知名度”转化为“发展吸引力”，将其打造成全球知名的“震后第一镇”品牌。以举办纪念活动为契机，展示重建的标志地、防灾减灾的示范区和极具特色的旅游镇，努力把人们对灾难的关注转化为经济消费市场。另有消息称，央视有关剧组已赴川推出大型晚会，成龙、赵本山等明星组成了强大的演员阵容，为灾区献上“365个祝福”。

　　早就有人担心，“5•12纪念日”会充斥功利色彩，甚至被演绎成“周年庆”，今天看来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现有证据表明，“万人公祭”、“展示民生工程”、“筹拍电视剧”、“举办文艺晚会”等活动已被列为纪念活动重头项目，借用汶川县宣传部官员的话说，这对恢复信心、鼓舞斗志、走出阴影、面向未来、重拾希望以及铭记恩情具有重大的人性意义，同时也是灾区广大群众的普遍需求和迫切愿望。此举很让人惶惑，如果说人们普遍需求心理安慰还说的过去，说“举办文艺晚会”是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恐怕有偏题之虞。

　　令人遗憾的是，既定的事实对于灾区大多数人心理上的伤害并不亚于一场地震——早在5月7日中国日报网就报道：在通往重灾区绵竹和汉旺的路上，工人们正安装红色基调“心连心”为主题的招贴；慰问演出以“明星阵容强大”为噱头进行着宣传；当地很多工程在为“迎接”一周年而忙碌……“检查团”、“慰问团”、“旅游团”蜂拥而至，本来应该凝重肃穆的纪念地，呈现出的却是一番欢天喜地的景象。

　　究竟该怎样纪念灾难？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最人性化的命题。回想一年前，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数万生灵瞬间消失的情景，幸存者不可能以欢庆方式去祭奠自己的亲人。然而，出现这样与人性相悖的情况并不出人意料，既然曾有“做鬼也幸福”的浪漫语境，“纪念日”就能演绎为悲伤的盛宴和功绩的展台。尽管捐助“空头支票”事件被接二连三曝光，尽管拿悲情做无本万利的生意大有人在，丝毫不影响某些人自我标榜的热情。

　　在通常意义上，纪念灾难是为了缅怀故人，以警示生者珍爱生命。一些自然灾害多发国明文规定，灾难纪念日严禁各种形式的娱乐。有的国家甚至用法律细化了相关内容，他们的纪念项目除了向罹难者默哀，再就是进行防灾救灾演练。比如日本，每到阪神地震纪念日，震灾纪念协会都会对全国的建筑、交通、水电等设施进行排查，获得相应数据后无偿公之于众，让人们知道自己所处环境的危险系数，目的是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相比之下，中国的纪念活动普遍欠缺人文关怀，其心态表现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尤为突出——端午节是良臣屈原投江纪念日，人们总是载歌载舞同欢共庆；清明节(寒食节)是孝子介子推的纪念日，人们往往以祭祀的名义举行豪华盛典，互相比阔炫富。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才有了“地震经济”的喧嚣，虽然不是“地震搭台经济唱戏”那么赤裸裸，核心取向也不是为了怀念故人，就算是为了筹措善款，也与“纪念”无关。

　　客观地说，引导幸存者积极面对未来本是善举，毕竟经过生死考验的人们还心有余悸，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后的心灵创伤尚未完全修复，目前很多人依然局促于为救灾搭建的“板房”里，亟需心理引导和经济辅助。而越是这样，就越让人觉得用娱乐姿态纪念灾难有强烈的讽喻意味。可以想象，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某些形象和政绩将被高高举起，最关键的民生问题则会被置于幕后，道理如同公共救济缺位导致的“板房奇观”，销售这一“风景”的后果只能大煞风景。

　　基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出发，既然是对灾难的纪念，更多地应该体现“灾”与“难”的本质上。寻找“灾”的诱因和规律，强化防灾意识和手段，竭力避免灾害带来的负效应，是纪念的第一要务；其二是反思“难”的原点，比如为什么大面积倒塌的都是教学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某些人斥巨资大搞形象工程而置民生艰难于不顾。如果一味宣传灾难背景下的荣誉，淡化援助资金是否被合理利用，回避灾区民众生活能否真实改善，这样的纪念形式不但形同于无，还会产生极大的反作用力。

　　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说过：“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人祸固然不能与天灾相提并论，但在经历一场同样惨绝人寰的劫难后，把娱乐和商业嫁接其上也无异于野蛮。尤其是恰逢大地震一周年祭，震区势必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一个人的面孔将映衬一个群体的心态，一个群体的心态将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若不能虔诚向罹难同胞低头致哀，就不能唤起民族崛起的力量，所谓“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