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

　　截至5月23日，甲型流感(H1N1)感染者已达6552例，其中日本飙升至321例，除美国、原发国墨西哥 、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之外，日本的病例最多。这次新型流感疫区为何呈现以美国为中心分布，而日本又为何成为美洲大陆之 外最大的感染区？这个现象值得思考。

　　虽说墨西哥是新型流感的原发国，但为何在发达国家中心的美国，流感感染者数量却是原发国墨西哥的两倍呢？

　　我们不能说它缺乏健全的预防体系，也不能单从美墨两国人员往来密切的角度解释。笔者认为，在应对新型流感方面 ，世界存在三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影响了目前新型流感的分布状态。

　　在应对新型流感方面，美国存在一种“帝国中心型模式”。这种模式以高度科研水平为依托。在美国科学界，对此次 流感的毒性、流行性等问题，存在各种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往往相互之间并不一致，这影响到新型流感的应对。

　　政治学史告诉我们：在帝国中心之外，任何一种反应迟缓，都可能被归结为制度或政治家的个人责任问题，而帝国是 规则的制订者，当然不存在这类问题。这种反应速度和强度背后，显然存在认识程度的差异。这让美国在此次流感面前，显得 反应迟缓。

　　今天，虽然新型流感源自墨西哥，但向其他大陆传播的最大传染源却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政治的 中心，它与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仍然呈现一种中心向周边扩散的结构。周边国家，不论其经济还是 政治，均需与帝国中心的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它们在维持与帝国中心的关系同时，还要力图防止来自帝国中心的感染。

　　在新型流感爆发之时，发展中国家既缺乏发达国家的高度预防、治疗设备，也没有发达国家的保健系统。它们最有效 的流感政治反应模式，就是停止甚至切断部分与流感高发区域的航班联系和双边交流。

　　应该说，在预防流感方面，最为尴尬的是帝国秩序之中、距帝国较接近的发达国家。应该说，在预防新型流感问题上 ，日本国家机器的启动速度并不迟缓。日本开始采取的战略是实施“国门防御”体制。这种制度，曾被寄予很大希望。首先， 防疫人员在空港对来自危险区人员彻底检查；第二，建立严密彻底的追踪体系，所有来自美、墨等地的归国者，均由当地保健 机构负责联系，掌握情况。

　　但很显然，这种体制并不是很成功。“漏网之鱼”终于发生。5月的第三周，日本感染人数由前一周的4名飙升至3 12名！在关西地区，流感大规模流行。这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引进第三种措施，即在流感重点爆发地区停课。自5月18日 开始，关西地区4000余所中小学、高中停课一周。

　　面对这次流感，我们看到了日本拥有的高度动员能力。首先，这个国家遍布全国各地的保健设施网络及地方政府的高 效工作，在追踪、联络海外归国人员，协调诊疗机构方面发挥了高效作用。第二，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大众动员方面卓有成 效。每天，电车、公交车或其他公共场所的“口罩人口”，往往与当天早间新闻有关病例报道呈比例关系。此外，国民的高度 责任意识，也让人瞩目。例如在笔者居住的东京都八王子市，前日发生病例，翌日当地所有服务机构人员，包括公共汽车司机 、快递人员、百货店员等均戴上口罩。

　　另一方面，笔者也看到了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无奈。在当今的帝国秩序之下，除非疫情在全球高度爆发，否 则日本政府不想也不会降低日美两国交往的密度和质量。因此，日本承受了巨大而沉重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