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克友

　　以野人传说而闻名的神农架，俨然全国绿色首富之区，每年向大气释放300万吨氧气，绿色GDP达236亿元，人均30万元。然而，与此同时，它也是国家级贫困县，GDP低得可怜，在湖北省17个地级市中排名最后，仅为倒数第二的1/7。为环保而丧失发展机会，当地政府认为应该得到经济补偿，提出求征“制氧费”。

　　显然神农架的绿色GDP全国第一，与其经济GDP全省倒数第一有着直接关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就是“有树不能伐、有矿不能采、有药不能挖、有兽不能猎”。比如，全林区矿产资源总值就达600亿元以上，但却只能沉睡地下。

　　从经济学角度讲，神农架的生态保护具有“正外部性”，即让整个社会享受到环保带来的好处，却由当地承担了全部的成本和代价。如果我们仅仅要求当地要有大局意识，勇于为国家生态保护牺牲自我，显然有失公平。因此，当地求征“制氧费”，合情合理，甚至是理直气壮的。

　　问题是，谁来支付这笔“制氧费”？又靠什么机制保障呢？不管是当地政府直接向中央或者上级政府表达诉求，还是向周边兄弟县市协调沟通，显然都是希望通过财政途径转移支付。实际上，目前能够指望的似乎也只有这种方式。比如，2008年底，神农架就被湖北省定为生态补偿试点，但却只有50万的“毛毛雨”。

　　显然，神农架要靠这种“毛毛雨”来实现求富之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全靠转移支付进行生态补偿，也是各级财政不能承受之重。因为全国不止一个“神农架”，还有很多因承担生态保护而GDP落后的地区。另外，绿色GDP的补偿标准怎么确定，也是一本糊涂账。

　　实际上，在财政补偿之外，一个全国性的污染权交易市场或许可以为神农架绿色GDP的变现提供一条通幽曲径。我们说，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是一种正的外部性；那么，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污染，就是一种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应该得到补偿，负的外部性则应该为之买单。着眼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可以在这种正负的外部性之间达成市场交易机制。

　　按照区域面积或人口数量，可以赋予每个地区一定的污染权，这些污染权又可分解到辖区的各个行业和各个企业头上。现在各个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污染标准体系，超标者无疑应该受到处罚，但出于地方利益考量，这种处罚往往得不到严格执行。实际上，可以将处罚权转为全国性的污染权交易。经济发达地区，污染权指标严重不足；而像神农架这样的落后地区，污染权又严重过剩。于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污染超标企业，可以通过污染权交易市场购买神农架的污染权。各种污染权的价格，将通过市场机制决定。显然，绿色GDP“全国首富”的神农架将从中受益良多，这种市场机制对缩小地区差距以及生态保护也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