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7月23日，人民网发布了“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并以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项常规指标和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三项特殊指标，分析点评了半年内发生在各地的10起社会热点事件。选取事件包括“巴东邓玉娇案”、“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等热点事件。排行表中成都第一，石首最差。 

　　尽管这种分析忽略了公共管理中一些重要因素，如样本选取科学性、政府预警能力、司法水平等，但总体而言，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也对地方政府动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出了多方面的警示。

　　很多公共危机事件源于干群的情绪对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认为，危机应对就是官方和民众的利益拉锯战。这种观念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制造矛盾。事实上，地方政府官员调整心态，尊重民意，对社会以诚相见，才是防范矛盾的根本。陕西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政策虽广受质疑，但面对质疑，当地政府的表态恰到好处，最终使医改新政被更多人接受；重庆高考民族成分造假事件，则由于当地政府部门至今仍刻意掩盖真相，让特殊人群和公众形成心理冲突，因此不管当地政府如何辩解都是徒劳。 

　　危机应对中的政府响应速度与质量、信息发布的技巧、动态处理的方法等，决定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和预案。长期以来，特别是县以下的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粗放的管治模式，不了解信息化社会的基本规则，一旦遇事全无章法。因此，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对官员进行具体培训和技巧锻炼，建立科学合理的预案，是应对危机的重要保障。

　　2008年，湖南湘西因多年积累的非法集资矛盾凸现而引发社会不稳，湖南省委在关键时刻多管齐下，既保障民众的合法利益，又注重防范网络谣言且娴熟利用网络做正面引导，还果断处置了责任官员，使危机迅速得到化解。这一组合拳起到的神奇作用，是湖南近年来训练各级官员的信息化意识和危机应对技巧的水到渠成之功。

　　信息的透明和发布技巧，在危机应对中至关重要，但处理危机也不能光靠“嘴皮功夫”。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保证职能部门依照规则办事。这里的规则，不仅包括守法，还包括遵守科学规律。 

　　以杭州飙车案和河南灵宝王帅案为例，二者皆因规则被破坏而导致危机，也均因依法判决或纠正而化解危机。特别是杭州飙车案，由于当地法院解释及时、合理，且司法的公开透明得到了保障，这就化解了民众怨怒。但在重庆的高考民族成分造假案中，当地借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则，逃避信息公开义务，使其陷入了更深的信用危机。

　　危机处理的收尾工作也很重要，它事关秩序恢复。如果收尾不好，就可能再次引发事端，甚至形成社会更强烈的反应。以湖北石首事件为例，在处理的中间过程，有关矛盾本已平复，但由于当地官员处置不当，激起了民众的怒火。当地政府不顾和解协议，又于最近抓捕死者家属，则使其政府公信力降到了冰点，甚至可能再次引发事端。

　　如果地方政府意识到，每一项危机的背后，多少都可能有官员失职、渎职的影子，并在事情平息后，主动厘清责任，并秉着宽容民众、严责官员的原则善后处理，那才能既取信于民，又有利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