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远

　　新京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网友要求保留梁思成故居并恢复原貌，并加大文物普查力度，对全城的胡同四合院“应保尽保”。

　　但北京文物部门认为“名人”概念难以界定，依据是“少宣传个人”之类的“文件”，但那是多年前反对“个人崇拜”的产物。今天，同梁思成一样，身兼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大师”之中，广州陈寅恪故居、昆明冯友兰故居、湖北李四光故居已在文保单位之列。甚至浙江慈溪计划将余秋雨老宅也列入文保单位，还引发过争议。那么，各地文物部门在名人故居认定上，是否存在着“双重标准”呢？

　　《文物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梁思成在北总布胡同24号生活、工作期间，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一道，为中国文化遗产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因此，保护故居是依照《文物保护法》，彰显的是对文化的敬重。

　　退一步说，即使故居的建筑面貌发生过改变，但一座四合院完全可能拥有明代的台基、清代的梁架、民国的装修，变化的痕迹恰恰反映出古城绵延不息的生命力。例如山东曲阜，有历代不断修缮扩建的“三孔”，即孔庙、孔林、孔府，是包括孔子及其后裔的宗庙，墓地和宅邸在内的庞大建筑群。要在此找到周代的建筑，无异于缘木求鱼，但又有谁敢说这不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故里呢？

　　梁思成先生就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大师。开发商不知道梁思成是谁，出于无知，尚可原谅。如果文物部门也认为梁思成算不得什么“名人”，故而其故居不能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话，那就令人费解了。

　　若干年前曾有一桩公案，某历史文化名城在划定文物保护单位时，一位长官竟称，搞文物保护的同志要为子孙后代负责，我们总不能为今后的发展添钉子吧，所以，能不划定就不划定了。要不然，这不能动那不能拆，今后的发展怎么办？

　　时过境迁，保护文化遗产已是社会各界的高度共识。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深入，北京文物部门是否应以此为契机，认真核查在职责范围内，各级文保单位和其他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有没有在“危改”项目中被拆除？在“旧房改造”中，文物部门有没有及时介入，将精美的四合院列入文保单位、历史建筑或挂牌院落，以防止不当修缮而造成破坏？

　　梁思成故居的现状，真实的反映了北京城这几十年的变迁。面对古城已遭破坏的状况，更不该干脆“破罐破摔”，而应竭力整体保护，设法补救。现在故居尚存倒座儿，又有林徽因亲绘的平面图、照片和文字资料，理应在文物部门的支持下保留并恢复原貌。

　　梁思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同时，他又以博大的文化情怀，在二战中建议盟军保护京都、奈良，被日本人民誉为“古都的恩人”。1949年奈良法隆寺金堂不幸遭遇火灾，梁思成闻之落泪。庆幸的是，日本学者根据测绘、照片等翔实可靠的史料，一砖一瓦“复原”了金堂。这次科学缜密的恢复，既满足了民众精神、情感的需要，也没有妨碍法隆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样，今天保护并恢复梁思成故居，也是我们这代中国人的精神需要。

　　去年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从法律上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也有四年多了。如果整体保护的原则不能落实，梁思成故居的命运将预示出北京的未来———即使不再出现大规模的“危改”，听任小规模的继续拆除，也不过是变“鲸吞”为“蚕食”罢了。那么，北京城的最后命运，将和上述法律规划的公信度一道，写进下一代中国人的历史教科书。

　　□姚远(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