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涛 

　　7月27日－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华盛顿展开。这是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两国间首次全面的、高级别的双边对话。

　　表面上看，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承袭自布什时代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和中美战略对话(SD)两个独立机制。但如果简单以1＋1＝2的静态思维来审视S&ED无疑是错误的。

　　因为除了等于2这一结果外，它还可能大于2或者小于2。具体结果如何，既取决于SED和SD两个机制整合的程度，也取决于两国政府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共同利益的重新阐释，甚至还取决于双方代表的态度是否足够积极、是否同样目光长远。此次中国派出的首席代表依然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而美方则在经历政党轮替之后，随着保尔森和内格罗蓬特(分别为布什时代的财长和副国务卿)的淡出，换成了财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希拉里两位新人。这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重新开始磨合。

　　我认为，就新旧对话机制本身来进行比较，S&ED既有“进”又有“退”：

　　从“进”的方面来看，将政治安全和经贸议题放在一个框架下，体现出与时代发展潮流相一致的与时俱进精神。众所周知，目前与全球治理相关的许多议题本身兼具了政治和经济的属性，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同时，S&ED直接定位于副总理级别，相较于SED的副总理级别和SD最初的外交部副部长级别，整体层次确实得到了提升。

　　但从“退”的方面来看，从SED的一年两次的频率降低为S&ED的一年一次，又使双方的互动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双方无法充分利用这一机制对双边和全球范围内的新情况、新变化进行沟通。此外，在去年奥巴马胜选后，奥巴马团队曾有传言称，将由副总统拜登和中国总理来亲自领衔这一新的对话机制，但目前情况显然又是低于这一预期的。

　　当然，我们不能仅从形式来判断结果，但也无法根据首轮对话就得出中美经济正迎来新一轮蜜月期的乐观结论。更可能的情景是，双方通过首轮对话主要是进行相互了解和摸底，达成一些原则性共识，为今后的对话设定基调和路线图。

　　需要指出的是，从美方角度来看，S&ED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将陷入与SED类似的蹇运：在SED对话中，美国国会和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不切实际地希望“尽快看到具体的成果”，要求美方对中方施压，以期在人民币升值、缩减美中贸易逆差等方面取得突破，这样美方代表就是带着沉重枷锁进行对话。

　　而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开放的具体进程考虑，又不可能不讲原则地让步。结果就是，虽然美方也清楚SED的重点应当放在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议题上，但迫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美方在本属于战略性层次的对话机制上不断要求谈具体问题和短期热点，而这些内容大多数其实是可以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JCTT)或其他更低层次的对话机制寻求解决的。

　　目前双方透露的议题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菜单，特别是美方在会前又追加了汇率议题。当然，理论上讲，只要是双方关心的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谈。但问题是，双方对话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尊重以往对话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什么都谈的话，结果只能是降低对话效率。

　　目前，中美双方在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金融市场准入和投资双向开放、朝核问题、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已经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对奥巴马政府而言，当前最希望中国配合的，是保持对美债和美元的信心、在碳排放问题上做出明确承诺，以及在朝核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而中国更关注的是，如何增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确保美元资产安全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

　　双方只有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找到利益交集，在具体议题设定上体现公平原则，尊重彼此的关切所在，立足长远，才能使S&ED获得持久生命力。

　　随着近年来中国迅速崛起，“中美共治”、“G2”等提法也在不断出炉，虽然中国对此未必乐于接受，但这一现象本身揭示了中美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于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肯定，无论今后美国是哪个党派上台执政，无论这一对话机制改叫什么名字，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相互依赖、合作共进的大趋势。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