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宁远 

　　7月26日的《新快报》报道了一起120万元的债务纠纷，原告是现年102岁、有中国佛门泰斗之称的南禅临济宗第四十四代传人释本焕。去年底，释本焕以其老友肖某欠下120万元巨债未还为由，向广州天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一审胜诉，后肖某不服提出上诉。近日，这起案件在广州市中院二审开庭审理。

　　官司因此吸引了一些眼球。据报道，人们关注如下两个问题：一，这位高僧为什么这么有钱？二，这位高僧有钱无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是佛门泰斗，为什么会打俗人的官司？难道受人利用？潜台词或者是他焉能言利和关于利的纠纷？

　　第一个问题是被告挑起的。被告认为他向高僧借的钱不是高僧的，因为高僧“四大皆空”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被告看来很聪明，这是在利用人们惯常知道的佛教理论说问题，企图否定自己的债务责任，至少不想承认从和尚处借了钱。因为你和尚本来无一物，何处能有钱呢？没有钱的话，债务自然不存在了，官司也就不必打，那笔钱当然更不必还。且不说这是否歪曲了佛教精神，在大多数对佛教未必有深刻理解的人看来，此说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

　　但这混淆了两种权利。和尚宗教信仰坚定，这是他作为公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利。你不能因为他的信仰，就剥夺他作为公民同样拥有的财产权。即使他乐意放弃尘世的一切，这也不是其他人可以将其财产据为己有的理由。

　　和尚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说钱是空的，但我们不能这么看，尤其法律不能这么看。法律要是把这样的观点当作法律运用，从而界定和尚的资产空空如也，那么所有佛门圣地都无法保护了。因为按照被告的逻辑，他从庙里偷走了袈裟，也能说，和尚四大皆空怎么会有袈裟呢？

　　第二个问题，据说是法官澄清的。得道高僧突然打起财产官司，按照高僧的年纪和信仰，法官怕高僧被利用。这是的确是个问题。因为照通常的理解，他也许是不屑打这种官司的。法官的疑虑，从某种角度说，和被告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逻辑相同。

　　当然被告若是利用这个逻辑，就是要赖账。而法官是要澄清，原告是理性行为人，既不会因为年纪大了而糊涂，也不因为宗教原则而放弃对自己财务权益的伸张。于是他亲自对高僧做笔录，认为高僧意识清醒，能明确表达伸张权益的意愿。

　　至此这个案子其实已经水落石出，就是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

　　但这个官司放在当下语境中应怎么看，却未必水落石出。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核心问题。这个案子的核心是产权界定。没有确定的产权，所有的纠纷就无法清晰。而产权怎么才能清晰，我们如今要怎样看产权，却是这场官司的观众和参与者远未涉及的。

　　首先，公民的产权和信仰的关系怎么厘定？这就没有结论，也无相关制度来规范。比如在产权纠纷里，财产是谁的，和财产拥有人的什么意识形态彻底分开了吗？再往深处问，如果一个高僧德高望重，当他的财产和他的信仰有所冲突，他还能得到人们带着疑惑的法律保护；但假如一个犯罪分子道德沦丧，属于他的财产权利还能否获得明确的法律保障？

　　不去说改革以来关于产权原罪争论的喧哗和骚动。这个案子太普通，担不起这么重大的讨论，虽然要提醒我们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已经来临，它要求我们对产权问题有足够清晰的界定，否则改革就会徘徊不前。

　　但这个界定，却不仅是要做加法，制定新的制度，还要求我们更多地做好减法，把曾经加在产权上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剥离下来。比如国有资产和私有财产的不同，是性质和财务标准都不同吗？再比如做慈善的资产和只满足高水平自己生活的财产，一定有谁高谁低吗？当不同财产发生冲突了，有纠纷了，处理的原则是什么？谁应该优先得到保护？

　　一场百岁高僧的官司其实打出了一个问题。财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产权制度里的道德标准、财务标准，什么才是法律保护应予实施的基础？说到底，产权有高下不同好，还是只有唯一的财务标准好？这些问题，解决起来甚至比我们承认多样而遥远的普世伦理还难。因为，产权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要直接面对的麻烦，是唯一而现实的，和遥远天国容易想象成为多样原则的浪漫，大不一样。

　　(作者系独立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