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民企建龙集团重组国企通化钢铁集团时，遭通钢职工反对，7月24日，高炉停工停产，数千名通钢职工及家属向厂区聚集，打着口号，要求建龙撤出通钢。当晚，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见7月27日《新京报》)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国企改革后遗症的集中表现。上个世纪开始的国企改革，在合同的履行阶段，一些民营企业逐渐辞退原国企职工，把所有的社会责任推给政府。现在，许多改制后的民营企业欣欣向荣，而原国有企业职工却陷入绝境，巨大的社会反差，必然会引发一连串群体性事件。    

　　反思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将国有企业一卖了之，从表面上来看，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意味着放弃了政府对国企职工的责任。这样，在解决就业问题的时候，政府就失去了主动权。历史经验充分说明，解决中国国企存在的问题，不能仅仅从产权上做文章。    

　　其实，国有企业不一定实行政府经营，可以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聘请职业经理人进行经营。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两权分离”制度，早已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政府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既要明确经营的利润指标，同时也要明确规定企业必须增加就业岗位，帮助政府改善民生。    

　　国有企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它们的效率很高，而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责任。可以设想，假如国有企业职工真正实行民主管理，怎么会允许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铺张浪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呢？既然德国等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引入职工监事制度，为什么我们的国企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职工的监督作用，让国有企业成为透明公司呢？    

　　近些年来，在不少法律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国企改制产生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查找原始资料。可是透过那些陈旧的档案材料，我们才猛然发现，在许多国企改制阶段，政府官员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所以，建议国务院尽快成立国有企业调查委员会，把所有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改制原始资料搜集统计出来，还老百姓一个明白账，让政府的改革方案经得起历史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