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岳散人

　　提要   民营企业发展问题的症结从来不是因为“放而乱”，而是开放不足导致，各地政府最需要做的是为它们完善外部环境，而不是为如何监管它们去“绞尽脑汁”。

　　浙江绍兴是民营企业的根据地之一，最近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当地弄出了一个叫作《绍兴市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和思考》的内部调研报告，主要的意思是加强对民企监管，他们正酝酿“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等措施，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而且在他们所调研的1200家民营企业当中，有300家左右对此表示支持。虽然总数只有四分之一，但已经很可怕了。

　　究其原因，当地政府出现这种想法是因为金融危机开始之后，有些民企被政府注资以便于渡过危机，而在有些企业看来，政府官员与某些机构进驻会得到不少行政资源——这话当然算是一个委婉语，其实就是得到某些政策与资金上的照顾，以及行政方面的网开一面。

　　看到这则消息，真是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感觉，至少也算是某种时光倒流加上黑色幽默。国企监管的有效办法中“有效”二字，能让这些年国企那些落马以及将要落马的老总们都会心一笑。

　　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企业的心态与政府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上。

　　无可否认的是，民营企业在中国越做越大，每个地方都涌现出很多足能称之为大型企业的民营公司。但是，企业越大，所需要的发展条件也就越苛刻，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自然是最好。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都是捏在政府手里，接受收编就意味着分一杯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记得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年代，“红顶商人”一词就甚为流行，所谓“红顶”者，是私营企业主入党或者有行政级别的称谓。关于这事当时曾经有过广泛的讨论，意识形态的争论不值一提，最重要的是民营企业都在身份上寻求一个保护伞。如果我们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看的话，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涵何其相似。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此种相似处可以看出来，即使民营企业已经占领了国家经济比重的大部分，但整体资源还是政府控制居多，以至于民营企业无论在发展还是生存上，都还是处于身份焦虑当中。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是个收编民企、获取更大的资源支配权以及收入的最好时段。这段时间央企在金融危机中借助自己的资金优势大肆收购土地，在实体经济尚未见到复苏迹象的时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倒是屡创新高。房地产本身是政府汲取民间财富的抽水机，借助金融危机的机会，央企、国企大规模进入这个领域，从间接的抽取到自己赤膊上阵，“国进民退”的迹象已经相当的明显。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本来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个不完善的东西，说是“山寨版”的市场经济都不为过，进一步完善都来不及，急于“国进民退”只能导致市场竞争更加不充分。民营企业在投资以及资金流向等方面具有某些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政府进行监管就能解决呢？如果这个真的有用，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但事实明显又不是如此。

　　我们的问题总是处在一放就乱、一抓就死之间，问题的症结从来不是“放而乱”，而是因为开放不足导致的。有这个闲工夫，各地地方政府不如去想想怎么完善外部环境、争取给民营企业平等的待遇更为现实，走回头路这种事还是算了吧，那条路根本不通。

　　(作者系知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