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琼

　　丑事广为人知是为丑闻。由于农民张海超悲壮地“开胸验肺”、引入媒体广泛关注，在张海超维权路上重重设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做下的丑事，遂成丑闻。

　　忍着对丑闻的疲劳，舆论一如既往地认真探究了“开胸验肺”事件的制度根源，提出取消职业病诊断特权，修改不利于职业病防治的《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等创见。

　　丑闻终于引来当家的整肃门风。7月28日，中共郑州市委对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给予通报批评，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停职、免职和撤销执业资格等处罚。

　　至于各人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分饰、责任区分，却被这份语气匆匆的“判决书”统统省略。迟来的正义已不是正义，何况这样的处理离正义还远。这样的勉强出招，也许可以权作盾牌暂时抵挡一阵，但不是实现正义之矛。一不能抚慰当事人乃至广大民众“发自肺腑的伤与痛”，二不能真正警示涉嫌渎职的后来人。

　　对于“张海超事件处理领导小组”，至少有一件事不容回避，在职业病诊断上具有垄断授权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必须自证清白：“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这一诊断证明，到底是无心为之的误诊，还是明知故犯的做假证。

　　须知正是这轻飘飘的证明重若千钧，压断了张海超寻求救济之路，逼出了“开胸验肺”的自残之举。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只有职业病病人能“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这意味着没有职防所的职业病证明，就没有一切：没有工伤待遇，没有对企业提起索赔的权利，甚至拿不到一粒救命的药丸。

　　行政问责不能覆盖法律追究。即使是漏洞百出的“恶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也有迹可循，“职业病诊断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诊断权，并对其做出的诊断结论承担责任”，针对“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假设“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想像，公众的合理联想链条完全成形。从郑州市职防所因手续不全拒绝诊病，到张海超长时间的上访求助，再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在当地的“明星企业”称号，郑州职防所的作为与不作为都令人生疑，“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有罪推定有待澄清。

　　为什么“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是尘肺”，郑州职防所竟然“做出这么低级的误诊”？这样的悬疑待解，“撤销尘肺病诊断资格”显得避重就轻。如果技术水平低下导致误诊可以解释和推脱一切，难保不会有更多“专家”有恃无恐、以专业为武器，做杀人不见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