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至8月3日晚，发生于7月24日的内蒙古赤峰自来水污染事件仍未完结。据新华社报道，4322名就医的当地市民中，仍有87人住院，374人接受门诊治疗。是否给予患病居民以适当赔(补)偿，对相关政府机构是否需要问责，渎职官员会否给予处罚……总之，一连串疑问迄今没有明确说法。

　　分析各类媒体对“赤峰事件”的多角度报道所提供的资讯，酿成此次公共安全危机的直接诱因确系当地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赤峰市正经的官方说法)所致。

　　赤峰自来水取自地下水，取水井居然未设密封保护装置，致雨水和污水倒灌从而造成水源污染，是这次自来水污染事件的直接原因。而水源遭污染后72 小时内，相继发生的公司瞒报、政府部门反应麻木迟钝，未在第一时间发出安民告示并采取果断措施控制污染，是事件的第二原因。十多天来，各路媒体评论也主要围绕上述两大原因展开。

　　有关评论忽视的是，“赤峰事件”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它是现今中国不少地方的发展与实力脱节的一个标本。

　　以此标本检视遍布国内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浪潮，不难发现，在各地外表光鲜、日新月异的发展背后，无数类似“赤峰事件”的隐患早已埋下。这些隐患早晚都会爆发，之所以暂时还相安无事，只在于眼下尚缺乏引爆隐患的“雷管”。这些“雷管”可能是自然因素，也可能是社会或人为因素。

　　从事城市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安全管理的读者都知晓，城市自来水的取水井及水务公司，与供电、供气等市政服务设施和企业一样，均属每座城市“一级安保单位”。具体到取水井，井口全密封、井外有特殊建筑物覆盖、24小时人员值守是最起码的安全防患措施。可赤峰新城区被污染的取水井，近乎于北方农田里的灌溉机井，既无人员值守，甚至近乎祼露状态。既如此匪夷所思，设若污染物不是雨水加污水，而是有人直接投毒，后果又将是如何？

　　面积17.5平方公里的赤峰新城区，只有一家20余名员工的民营水务公司负责供水。公司共有9口取水井，按每口井必须24小时有人值守的“最低安全规范”，该公司雇工之“节省”令人难以理解。问题出在民营水务的成本之痛：该公司介入水务并非自主的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政意志挟持下的“不可抗行为 ”。

　　2003年该公司进入前，政府拍胸脯承诺，2010年新城区人口12万，日供水需求4.6万吨，日供水2万吨，就可达到盈亏平衡点；还承诺税收及各项行政收费减免……可时至今日，新城区日用水量才区区8000吨，税收及各项收费优惠承诺一样没能兑现，导致该水务公司从2004年亏损至今。如是，为控制雇工成本而放弃供水安全必然发展到极致，从而为“赤峰事件”埋下了祸根。

　　城市供水、供气均属公共用品及公共服务，投资运营主体必须是政府公司。政府之失责，缘于新城的盲目建设。赤峰和许多国内城市都热衷于大兴土木。其中，不少的城建套路是：新城建设—标准和规模超前—资金匮乏—银行举债—市场运作(实乃以泛市场化的作为推卸政府责任)—规划朝令夕改—为引进资金不惜乱开政策口子—一旦不能兑现必导致市政基础配套先天不足，进而大幅缩水—最终新城被搞成“四不像”，还留下安全隐患一大堆。

　　城建发展与实力脱节，必然中途出现“脱虚”，而“脱虚”则进一步降低城建标准，导致发展的无序及发展力量的分散。仍以赤峰为例，2003年造新城的规划是，到2010年新老城区人口要达到100万，也即要把赤峰建成百万人口大城市。(巧合的是，此前该市市长接受采访时透露，赤峰新一轮的GDP高速增长正是始于2003年。而这一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跨过40%的关口，此后以每年1%的速度提高。根据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但这个发展目标明显脱离赤峰实力——赤峰乃地级市，总人口460万，分布于下辖的12个县、区、旗，全市去年财政收入72亿元，不及江浙一带一个县的财力。如此不顾条件和可能，大搞造城运动，何来科学发展可言？

　　相反，赤峰的农牧业、有色金属矿藏极具资源优势，限于地方偏远、交通等基础设施欠缺，发展优势始终是发展薄弱环节。假如赤峰地方当局从新世纪开始集中地方财力大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大刀阔斧进行地方行政改革以提高办事效率和行政服务能力，为发展打造软硬环境，然后大规模招商引资，打造绿色农牧产业链，有色金属开采及深加工产业链，同样费时新世纪之最初十年，于今当已大量集聚造新城必需的财力、物力和人气。此时再造新城，各方条件当基本成熟，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如此踏踏实实打造产业基础，出成果太慢，政绩显现自然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