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徒望

　　昨天，本埠媒体纷纷报道，广东德庆县城的宋街和学宫前天上午仿佛时光倒流回到宋朝时代：一大队穿着宋代服装的人马出现其中，现场罗伞罗帐处处，鼓乐齐鸣，六艺齐舞翩翩。这里正上演该县第8场“状元礼”。

　　据说，8年来共有30多名各类高考“状元”来到德庆学宫参礼，随着广东明年不再公布高考“状元”，这一备受争议的“状元秀”也将随之成为历史。

　　“状元秀”究竟是否会成为绝唱，我想现在下结论还为之过早。

　　虽然说，不公布高考“状元”、禁止炒作“状元”，教育行政当局希望为受教育者提供健康良好的教育氛围和环境的初衷和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仅仅禁止炒作“状元”本身，恐怕不得要领。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检讨整个教育制度安排究竟给了学校、社会、家庭以及受教育者本身怎样的价值观。想当年，随着科举制度废除，“状元”在字面意义上，已经被扫入所谓的“历史垃圾堆”。然而，又有谁曾想到，现在，林立于中国广大农村庙宇里的“状元爷”仍然高高在上享受着善男信女们的顶礼膜拜，而“状元爷”的风流韵事依旧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美谈。

　　确实，状元郎的风采、金榜题名的荣耀、仕途春风的得意、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业绩再加上“经彩楼得绣球最终抱得美人归”的传说等等都会给人带来一阵阵亢奋与激动，并在心理上产生一次次撞击与震颤，从而产生无限的渴望和向往。

　　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名利双收的事也就难怪人家乐此不疲、趋之若鹜了。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一个小孩被父母带到这个热热闹闹的“状元礼”面前时，高高在上、春风得意的“状元郎”以及父母充满殷切期望的教诲在其幼小心灵中烙下的印记会是什么。

　　而可以看到，虽说现在的大学学位和文凭取代了古代社会通常所承认的头衔和特权，但是，教育仍然一直被视为并在事实上是促使社会流动的手段，而更关键是，对大部分国人来说，它仍然是个人向上层社会流动(也就是晋升)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许多社会结构其实一直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对“状元”趋之若鹜的背后，仍然是国人对于“官文化”的崇拜和迷恋。当然，在当前的中国，这种观念的形成自有其背景存在，现实中已经明确显示：当“官”可以带来许多实际的待遇以及由此附带的诸多好处、利益。

　　而在教育领域内，以分数为生命线的教育评价制度依然没有多少实质改善的迹象，对学校来说，高考分数仍是生存之本。可以想见，即便教育行政部门不会主动公布高考“状元”，对于学校来说，它是否甘愿就此放弃一次宣传学校形象、显示自己教育质量的绝佳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行政当局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引导能力，或者至少低估了学校的政策博弈能力。

　　教育行政当局或许需要用更严格的命令才能达到它自身的目的，但是，就像禁止学生成绩排名、禁止补课等一样，假若决策部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所在，只期望用行政命令“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往往导致的，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就是监管成本的高企而不得不不了了之，而最后损失的，仍然是作为公权部门的威信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