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察》：缘何又见监管迟到

　　据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最新消息，对浏阳市镇头镇镉污染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湘和化工厂的法人代表已经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正在接受调查。面对这起严重的污染事件，当地的监管部门为何多年以来“保持沉默”？化“危机处理”为“及时处理”，监管如何才能拒绝“迟到”？央视主持人陈伟鸿和著名评论员张鸿、霍德明共同评论。

　　三天能解决 为何拖三年？

　　张鸿：事件能否得到妥善处理有待进一步观察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可能很难说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是起码现在正在朝妥善处理的方向发展。比如它把当地污染区域划分成了四个区域， 1200米以外是抽查，在此之内，最核心的企业是重污染区，当然就要关掉。然后在化工厂500米范围之内限制土地耕种，而且这个地方种的农作物是不能吃的。接下来500米-1200米之间，又有一个轻度污染区域。这里面也限制种植和食用，还有整个受污染的区域内，未来避免二次污染的可能性将要种花卉，就不种食物了。

　　但是对妥善处理的担忧就是除，了对污染的妥善处理外，还有一个民众生活的妥善处理。当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补偿、补助标准，之前的37天，当地的老百姓是每天领12块钱的补助，因为他们种的东西没法吃了。政府得给他们一天补助12块钱，政府还要一家一天送25公斤水，截止到今天，所以民众还不知道明天后天能不能领到12块钱的补助，有没有水喝。如果民众的生活不能够得到妥善安排的话，那就不能说此事得到了妥善处理。

　　霍德明：政府处理速度滞后事态变化

　　(《今日观察》评论员)

　　5月9号24个浏阳出生的清华学生，给长沙市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了市领导方面的重视， 5月15号长沙市环保局信访办回信，描述的基本上就是长沙市政府对于这个事情处理方式。从05年、06年、07年、08年，甚至到09年5月19号当天为止，他们是在处理这样一个历史文件。但是从5月15号以后，到现在8月多了，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时，很显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是长沙市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对工业污染处理，基本上还在处理过程中。

　　污染真相显现 职能部门为何保持缄默

　　张鸿：环保部门是主动保持沉默还是被动沉默 两者差别很大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环保部门的保持沉默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保持沉默。因为可能有各种检测报告说这个地方是合乎环境排放标准的，企业来的时候手续也都齐全。其中发生过违法生产铟的过程也被罚款20万，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其表态，我选择主动沉默。这显然很难服众，因为老百姓都从生活中感受到了这样的污染，而专业部门却查不出来问题。还有一个主动选择沉默的原因就是利益，浏阳环保局的前一任局长和副局长，还有几个科长的一个窝案，就提到了长沙湘和化工厂在环保局做测评时，就把35%的测评费给他们当协作费，两个科长就把这当中的1万块钱给私分了。现在很难说，当地环保部门和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关系，这是没法回避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动沉默，因为如果环保部门和这个企业真的没有利益关系，那它为什么要沉默？前段时间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江苏一个市的环保局局长在任的时候，就觉得有个企业不能在当地上马，但是又不得不上马，所以这个环保局长退休了以后还不断地举报。一个环保局长都不得不依靠举报来证明企业是不符合环评的，这说明环保部门在地方政府需要上马一个企业的时候，其对环保检测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它也属于地方政府，所以它和GDP有时候是冲突。招商引资能够让GDP发展，对地方政府也有好处，那环评可能就会在里面被弱化，不得不保持沉默。

　　霍德明：环保部门要承担沉默的责任

　　(《今日观察》评论员)

　　原来以为沉默是个结果，现在看来沉默原来是持续三年的沉默过程。环保局的高级工程师有一次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就提到，从2007年开始他们就已经察觉到，这是一个生产化工合成的公司，但是它开始生产铟，但是也会产生镉。而对于镉的排污，他们注意到排污部分并没有做好，于是环保局开了罚单专罚排污不合格。如果企业将来要生产铟，就要来申请一个排污许可证。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又不能够因为它没有一个排污许可证，就把整个工厂停掉，所以对环保局的权限来讲，它没有办法让这个工厂立即停工。这可能也就是刚才所讲的三年沉默，直接原因就是环保单位要负的责任。

　　“危机处理”变“及时处理” 路在何方

　　张鸿：官民利益结合改变危机处理思路

　　(《今日观察》评论员)

　　危机处理怎么能变成我们日常行政的一个工作重要常态，而不是到时候变成了危机才来处理。首先要区分一个前提，就是到底是谁的危机？政府才会努力地处理，新华社已经报道，前两天因为镇头镇的上千名百姓去围堵镇头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危机。这显然是镇头镇政府的危机，也可以说是浏阳市政府的危机。而且现在这个危机在逐渐地变大，长沙市政府和湖南省政府领导都已经批示要查此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行政危机。但是此前多年，这其实也是危机，是老百姓的危机，但不是这些官员的危机。因为今年年初时，镇头镇镇政府的工作报告上说，湘和化工厂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总产值4000多万元。在一个镇里面，一个总产值4千多万元的这个企业继续运作下去，对政府而言显然是一个好事而非危机，虽然老百姓因此而受到了一些损伤。只有让官员的个人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真正结合起来，你的危机就是我的危机，这样才能在日常当中化解问题，不让其最后变成一个特别大的危机。

　　霍德明：落实环保是危机处理的重中之重

　　(《今日观察》评论员)

　　在网站上都还可以看到这家工厂的网页，包括它每年创造3千万到5千万的税收，这对于当地镇政府来讲肯定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可是危机是慢慢暴露出来的，而这个暴露的过程其实从04、05年就开始了，到07年开始有人生病，这就是危机的前奏。更何况这一家工厂是镇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所以镇政府要对这个危机的起源负绝对的责任。可是政府包括浏阳市环保局，为什么没有在过去的3年中间勒令工厂停工，甚至当了解有老百姓生病时就让它停产，这个问题要牵涉到浏阳市政府的处理态度。在危机处理，危机预防这一块，政府是不是能够把态度做一个正确的纠正，处理危机的态度对于将来的危机处理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虽然今天的危机处理把环保局长停职了，但这些所谓处罚失职、究责都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如何让将来的环保到位，这才是今天危机处理真正要处理的事情。

　　郑也夫：地方政府应准确把握定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政府作为管理者本来应该充当一种中间的、协调的角色，调节厂方和社会的矛盾，调节商人和消费者的矛盾。但有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撸胳膊挽袖子，亲自去抓生产，这就使得管理者的角色空缺，地方政府如果自命自己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生产搞上去，那环保局无形中就得向生产妥协。

　　潘家华：落实环保，法制渠道优于行政渠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现在是环保部门负责监管，但是环保部门从属于地方政府，而非垂直于中央领导。所以这使得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相对不独立，不能够将《环境保护法》和相关的法规落在实处。第二点就是现在环境保护执法部门本身缺乏相应的监督，没有人来监督，通过举报也只能举报给环保部门，环保部如果不受理，那就没法受理了。到公安部门只能是有群体性事件之后，公安部门才介入。所以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环保部门如果是不作为，如果有腐败，他们就没法来做这样的工作。第三点，像在美国，在欧洲等发达国家，有很多独立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可以通过民间诉讼的渠道，而我国现在的民间诉讼渠道，基本上是不畅通的。现有渠道都是一种行政管理渠道，所以现在一定要建立法制渠道，法制渠道应该比行政渠道更规范、更有效。

　　张鸿：必要时应拿出刑事处罚细则

　　(《今日观察》评论员)

　　政府官员在监管上不力，不作为，给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他就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当然我们还要了解他为何迟到，如果是因为利益关系，那他就要自己承担代价后果。但是如果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绩或者这个企业背后还有更大的保护伞，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保护伞纠出来，让他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不光是承担所谓停职、撤职这样的责任，还应该按照《环境保护法》，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霍德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可以兼得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一般人总觉得经济增长跟环境保护不可以共存，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很多人认为浏阳市因为资源不够。所以有权力引进这种高污染的企业，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这个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在今天这个案例里，似乎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环保局长身上，但当初这个污染企业引进来的时候，肯定不是环保局主动引进来。而这之后出了问题，显然是地方政府在执行环保政策和规范时，没有和这些企业的利益完全区分开，于是沉默反而变成了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