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河南杞县发生核放射污染恐慌事件之后，新闻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一些学者也发表文章，探讨其中所反映出的法律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反映出地方政府还不善于应对互联网出现的谣言，我国也缺乏相应的信息补偿机制。

　　7月17日，网络上突然发布一个河南省杞县“辐射厂钴60泄漏”的消息，导致大批群众乘坐汽车、拖拉机、三轮车到周边地区避难。事后当地政府出面辟谣，宣布辐射源早已被控制，并未造成泄漏和污染。当地警方也采取紧急措施，抓获了5名涉嫌利用网络造谣滋事的行为人。

　　坦率地说，这种处理方式并无大错。值得检讨的是，当地政府应当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把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假如当地政府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在大街小巷巡视，那么，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官员并没有这样做。等到出现大面积逃亡事件之后，政府才急急忙忙对外澄清有关消息。

　　正是由于信息发布的迟缓以及政府官员态度的傲慢，才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所以，政府官员在事后应当首先向公众道歉，说明事实真相，并且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统计公布由此造成的损失。

　　人们注意到，现在新闻媒体关注的重点早已不是谣言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处理散布谣言者。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限制司法机关和政府机关的权力，不能随意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必须根据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对行为人作出处罚。这些看法都有理论意义，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当地司法机关在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时候，需要的是现成的制度，而不是凭主观作出判断。事实上，造成数万人大面积逃亡，其行为后果已经十分严重；当社会出现混乱之后，行为人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反而放任自流，致使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对这样的人不绳之以法，那么，今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恶作剧者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制造社会恐慌。

　　所以，笔者主张对行为人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笔者认为现行的处罚手段不足以警示后人。

　　首先，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拘留、罚款、劳动教养等处罚手段，采取这些处罚措施很难产生社会影响。今后我国应该修改相关的法律，明确规定如果行为人散布谣言，那么，有责任向社会公开道歉，并且以书面的或者其他的方式消除影响。在人际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灾难，所以，如果有意识地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那么，除了承担行政责任之外，还应当追究其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部分学者为了减轻行为人的罪责，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行为人之所以在网络上发布这样的信息，恰恰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慌，通过自己无聊的举动，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如果不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今后还会出现类似的谣言，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带来影响。但是，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还应该通过当地的新闻媒体，反复播放行为人的声明，这不是人格侮辱，而是一种精神的洗礼；这不是法律规定之外的惩罚，而是一种特殊的社区道德教育。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年轻人不再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

　　其次，应当建立完善的信息发布和“问责制度”，追究政府负责人办事拖沓的行政责任。出现这样的谣言之后，人们总希望政府发布消息，以实际行动解答公众的疑虑。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表态，这就使得一些社区居民信以为真，他们争先恐后地拖家带口，踏上逃亡之路。如果说行为人散布谣言，引起了社会恐慌，那么，当地政府官员严重官僚主义，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所以，必须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追究当地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一些学者认为，假如无聊青年不断地通过互联网络发布有关信息，那么，政府官员是不是要疲于奔命，不断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呢？从理论上来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政府官员的职责就在于，帮助公众查清事实真相，稳定社会情绪，在公开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情况下，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人胆敢以身试法。

　　总而言之，事件发生之后，既要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同时也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应当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细则，将此类事件作为契机，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譬如24小时)查清事实真相，向社会公布有关权威信息。在信息的海洋中，如果政府机关保持沉默，那么，各种谣言就会满天飞；如果政府官员尸位素餐，那么，善良的人们就会把谣言当作真实的信息，从而使社会出现严重的信息依赖危机。(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