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福东

　　石首事件的5名死者家属，因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罪”而被当地警方刑拘。因事发过程中，当地政府与死者家属签过协议(这一协议被媒体称作“免责协议”)，内有“死者家属在6·17整个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非组织、参与打砸烧的其他行为(如拉横幅等行为)，市政法机关免予处理”字样，故引来舆论一阵挞伐。意见领袖们纷纷批判地方政府缺乏信用，并呼吁释放死者亲属。我个人认为，这种自由意见市场下所形成的舆论一律，有其偏颇之处。

　　回溯石首事件，当其由一起并不复杂的人命案演变为群体打砸抢行为时，这一事件的解决就已有了政治化的倾向。这种政治化不独来自执政的权力部门，民间的意见领袖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政府的角度，并未采取法律手段，当即对打砸抢行为进行处理。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属惯例。譬如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时，遭到绿营民众围堵，其中亦有显在的违法行为，但警察何以并未立即抓捕？对一些过激群体事件的政治化处理，在所难免。至于民间精英，亦几乎没有从打砸烧行为的法律后果来讨论这一事件，反思集中在政府责任与如何更好施政上。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晓这种片面反思的历史成因。这种意见市场的局限，恐怕也是每个转型时代都难免的。

　　话题再回到当初试图政治化解决石首事件的当地政府上来。签署免责协议，是这种政治化途径的关键一着。从协议内容看，免责的只是“非组织、参与打砸烧的其他行为”，譬如拉横幅等，依现有法律，这些行为事实上也可能“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但执法存在弹性空间，一般视情节可追究亦可放纵，现在都不追究了。“免责协议”的含义非常清楚，并未豁免组织、参与打砸烧的行为。所以，说事后刑拘涉嫌打砸烧的人员，是政府失信，恐怕言过其实。

　　如果一定要说当地政府的问题，它可能在于，即便对“拉横幅”等涉嫌违法行为，它也根本没有签“免责”协议的权力。应该由司法做的事，政府却企图越俎代庖。从其他国家、地区的实践看，群体事件的事后追责，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很严重的问题大抵也就不追究了。但在一个法治社会，这种不追究的理由可以推之于司法力量的局限，并不是以公开的免责协议来实现的(所以你也难以挑出毛病)；或者说，免予刑罚是由具有特赦权的领袖来宣布的(特赦，这是合法权限)。在石首事件中，地方政府显然没有特赦权，“免责协议”是违法的，在某种程度上对法治的信用产生破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

　　现在让我再将锋芒指向那些参与打砸烧的人。从法律的角度，免责协议是违法的，不会妨碍司法的下一步行动。从石首的事后行动看，并非专门针对引发事端的死者家属，还有数十其他参与打砸烧者。即便要对相关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司法处罚，相应的司法程序也要走，而不是如某些意见领袖所呼吁的立即释放。亦即，涉嫌组织、参与打砸烧的人，必须要面对司法程序，否则就是对法治的破坏。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

　　众多的媒体评论中几乎没有法律视角的呼声，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正如我此前所说，他们是在政治化对待石首事件。让我最后也从政治角度谈谈石首事件。对政府权力滥用的警惕及完善施政的监督，非常必要。但公共知识分子，应谨防被民粹裹挟，而失去了对暴民政治的防范。石首事件为政府施政敲响了警钟，但民众的暴行何尝没为下一起群体事件提供不良的典范？(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