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又是公交车上纵火！8月4日中午，内蒙古青年段某携带一瓶二锅头，在北京373路公交车上将酒点燃，幸被司机及乘客制止，迅速将火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就在不到两个月前，成都“暂住人口”张云良在公交车上纵火，致28死70余伤。

　　2008年奥运会前，云南人李彦在昆明连续在咖啡屋里、公交车上制造爆炸案。2008年8月，广西民工黄新在广州制造125路公交车爆炸案。更早还有1998年，江西民工邹昌力与曹军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制造汽车爆炸案，致16死30伤。与公交车同归于尽，与公交车上的乘客同归于尽，成了某类人的习惯性选择。

　　纵火炸车的都是些悲观厌世者、仇恨社会者，据说其仇恨来自社会对他们的伤害，悲观厌世来自成长期的不幸和婚姻的失败，还有其他原因。于是，就有人谴责世态过于炎凉，社会抛弃了他们，甚至父母、子女也不给他们温暖，于是要求社会反省，要求社会给弱者更多关爱。

　　这种模糊的追责实际上没有太多意义，因为社会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网络组织，它过于庞杂，所以既不是一个认识主体，也不是一个法律主体，甚至不是一个道义主体。呼吁社会来关爱人，如果能使社会更有爱心，当然是好事。但当你要求人人负责时，其结果往往是没人负责，善良的呼吁过后，一切依然故我。

　　打社会的板子，这不过是表明，人们还没找到那些悲观厌世者、仇恨社会者的根源。在公交车上纵火爆炸，本质是与人同归于尽，是一种文化选择。在欧洲，一般是孤独地自杀；在美国，一般是吞枪自杀，也有校园扫射，但那是成长期年轻人特有的现象；在日本，有相约集体自杀，但那是基于自愿。以与人同归于尽的方式自我毁灭，很可能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死法。

　　有人对社会不满，有一种情形是他有一种反社会人格，从小因家庭、周遭环境的原因而形成，认为社会不公正，社会是其不幸的根源，所以要报复社会。还有一种情形，其实是认知偏差，自己碰到一些烦心事，就认为是社会在和自己作对，这是对不幸的错误归因。所谓反社会人格，其实也是认知偏差，只不过这种认知偏差由来已久，已形成一种偏见，经过心理定型，很难改正。

　　对社会不满，还有更深层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心理。很多人自己想死时总喜欢说，“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张云良在纵火前就扬言，死也要“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就是要与别人同归于尽。李彦实施犯罪前，想法与张云良如出一辙。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而过分忽视个人。忽视个人，既忽视了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也忽视了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个人失败了，他就不知道如何归因归责，很容易不从自身找原因，而完全归咎于他人与社会。

　　一个决意自杀的人，可以孤独地去死，也可以与人同归于尽。前者是自负其责，后者是怨天尤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政府提供个人发展的平台，而个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所以文明社会的教育应有公民教育课，通过讲授、讨论与灌输，在学生内心厘清国家与公民、集体与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每一个公民懂得作为个人的权利、责任与义务。

　　当然，个人奋斗被崇尚，必须保证个人奋斗能够展开，这需要政府搭建个人发展的舞台，确保公平正义。在这方面，政府责任重大，否则个人也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