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远山

　　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地缘政治后果之一，就是深陷其中的西方主要大国与中国的传统争议暂为缓和。然而，在这种缓和的大势之下，针对中国的“外交代理战”并未停止。从一些国家对“藏独”和“疆独”等分裂组织的各种支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外交代理战”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常用手段之一。但与传统的“外交代理战”不同，新型“外交代理战”，更注重利用民间组织来对另一国的内外政策进行舆论攻击，其主要目的是挑战对方的政策威望，破坏其国际形象，干扰其应对主要问题的精力，甚至在对方内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被包围感”。

　　这种“外交代理战”常常使被挑战国政府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不反击不行，要反击又难以找到合适的有效手段。因为这些民间团体大多不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但又具有事实上的国际影响。对其按照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外交交涉显然难以奏效；与此同时，这些民间团体往往是以“民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其言行的强烈反应又容易授人以“不宽容”的把柄，丧失道义主动权，并在客观上抬升其政治知名度。

　　事实上，随着战后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和交往渠道的多层次化，外交的范畴已大为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府对政府的模式，作为非政府机构的民间团体在国际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非常重视民间团体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尽管大多数民间团体公开宣传立场独立，甚至在一些特定问题上与本国政府唱反调，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本国外交政策的实践者和得力助手。而政府也时常通过财政支持、研究资助和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等方式主动引导这些民间机构的活动，以配合对外政策的需要。

　　虽然我国目前也存在一些“协会”、“学会”或“联合会”等准官方的民间组织，但远不能满足当前国际斗争的复杂需要。由于缺乏多样化的民间团体的充分参与，中国政府部门不得不独自应对来自外国从民间组织到政府部门等各个层次的全面进攻。而外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在一些涉华问题问题上默契配合，分进合击，一再使中国陷入尴尬的被动境地。中国政府基于传统外交模式的专业言辞不但不能有效地赢得对手的尊重，相反使本国许多民众饱受挫折感，甚至对政府的意志和能力失去信心。“抗议部”的坊间流传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一些民众对外事部门的这样一种负面情绪。

　　要改变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这种不对称局面，最有效的应对手段是充分发挥中国民间的外交智慧和力量。由于民间组织的非政府性质，其发出的信号具有独特的可信度和道义基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国外因误解或理解不够而造成的矛盾。即使对于那些蓄意的攻击者，中国民众自发的联合抵制运动可以对其予以最大限度的孤立和反击。

　　在应对去年的“3・14事件”和今年的“7・5”事件中，中国国内民间力量同海外爱国同胞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自发地组织起来，同国际反华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民间活动使中国外交具有了更强的抗打能力和更大的回旋余地，对维护国家利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民众对外交活动的参与还有助于满足其政治参与愿望，增强民族自豪感、使命感和凝聚力。

　　当然，与国外，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间组织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还不完善，不可避免地制约了其外交潜能的充分发挥。所有这些都有待于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的相应调整，以为中国民间组织的成熟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和规范。(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