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杉

　　8月4日晚9点25分，杭州莫干山路111号附近发生严重交通事故，29岁的魏志刚驾驶保时捷卡宴，撞飞了过马路的17岁姑娘马芳芳，经抢救无效死亡。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批示：“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对肇事者必须依法从快、从重严惩”。

　　记得杭州5·7交通肇事案发生后，王国平也曾表示，要“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此事，并且严防此类悲剧在杭州重演”。又是一次相同的批示，事实已然证明，上一次的“从严从快”并没有确保悲剧不重演，这一次的“从快从重”，就能“严防此类悲剧在杭州重演”吗？

　　其实，对某些肇事者来说，他们从来就不怕“从快从重”。你既然强调要“从快从重”，那就意味着在现实中还有“从慢从轻”的可能。某些肇事者或许什么都缺，惟独不缺的就是金钱和关系，只要存在“从慢从轻”的可能，那么以他们的能量就能找到资源，让处理“从慢从轻”。

　　当然，不能说领导的批示没有作用。问题的关键是，领导的批示还要人去执行；而且领导自身也要讲法，也要维护司法独立。对于某些肇事者而言，即使无法强抗领导的批示，但被判个两三年也不要紧，他们可以先进去呆着，待领导及舆论的神经松懈，那时再想办法通过运作出来。正是出于对自己金钱和关系的自信，所以他们根本无惧法律，根本无视生命。从这意义上说，“从快从重”的批示虽然大快人心，但对于严防悲剧重演，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保时捷撞人案紧挨着飙车案，就已然说明了一切。

　　严肃惩戒，提升惩戒的威慑力，比领导批示更重要。无论是经济赔偿还是刑事约束，既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种安慰，更重要的是给肇事者一种惩戒，给社会一种安全感，如王国平所说“严防此类悲剧重演”。如果较少的赔偿，不能起到威慑作用，那么就应该提高赔偿标准；如果提高了赔偿标准，依然不能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赔偿之外加重惩戒。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不仅是赔偿起不到作用，就是以交通肇事罪诉肇事者都达不到目的，那么此时，我们无疑应该提高违法成本，让他们对法律对生命保持基本的敬畏。

　　这种惩戒应该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无论市委书记批示不批示都一样。回过头来看胡斌肇事案，我们不好说法院以交通肇事定罪轻了，但起码，这种惩戒没有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它给后来者留下了侥幸，它让无辜的生命还在一次又一次面临着威胁。而这，无疑是法律的悲剧，是生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