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河南省南阳市青年王清对当地181个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主要内容是获得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信息。他没有获得一个部门的“有效答复”，一度还曾被当成了间谍。

　　政府不过是公民联合聘请的大管家而已，公民是主人。王清要求政府公开“三公”消费信息，就是一个主人要管家说说用了多少钱来作为管家成本。但管家说，这不需要说明，用政府部门的说法，这不属于公开范围。但我们也可以推想，如果王清这一个公民不是主人，李清那一个公民也不是主人，请问公民作为主人的体现又何所在呢？如果所有人都不能获得三公消费的信息，又如何能避免主仆颠倒的讥议？

　　在王清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有的政府部门置之不理，有的称相关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事务”。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中发生了费用，这些费用由财政支付，怎么会成为“内部管理事务”？财政收入来源于纳税人，从现代政治学来看，“无权利则不纳税”已是铁律，当公民甚至连查看一下政府维护成本的数字都不可能时，又何论其他权利？

　　三公消费，作为舆论之大敌、民怨之大要，已有多年。全国三公消费有多少，说法多样，莫衷一是。但我们只知这个数据有人说夸大，那个数据有人称不准确，但准确的、不夸大的数字是多少？各地各部门三公消费有多少，更是没有说法，人们甚至连猜测的可能性都没有。如果显在的不合理财政支出却一直未能有公开信息，摆在面上的集体腐败、集团腐败、阶层腐败，只有“严格控制”的表态，而无基本信息披露。民间即便有监督之志，已完全失去监督之可能，是因为数目过于惊人，恐怕吓倒了大家；还是因为财政神秘主义，无须公众过问；又抑或“严控”成就卓然，根本无须动员民意？

　　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被当做间谍，更是离奇。公民对国家秘密有保守义务，然而，公民又获知了怎样的“国家秘密”呢？三公消费，政府不仅应当告知全民，而且可以布告天下，有何秘密可言？就算是“国家秘密”，公民不还在申请获得信息之中吗？倘若这是刺探国家机密，国家秘密又何其宽泛；倘若申请信息公开的公民可能是间谍，这种主动送上门去的间谍岂不是愚蠢至极？

　　不需要为“毕竟没有被治间谍罪”而欣慰，公民门前轻易就会晃动监视的人影是令人愤怒的。公民到政府部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会被轰赶出门：“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公民向政府部门寄送申请，会被疑为间谍，门前出现监视的人影。权力不受监督，公民要被监视——— 权力与公民不仅主仆颠倒，而且主人成了管家的敌手。直到“领导理解你的行为”才撤去眼线，如果“领导不理解你的行为”，是不是很可怕呢？遗憾的是，我们听过有多少个因为“领导不理解”而被“依法办理”的公民，又有多少财政收入被用在对公民正当权利进行控制上？

　　很遗憾，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把三公消费列为必须公开的项目，从而使不愿公开获得了理由。然而，当一些官员们习惯将权力自我神圣化、自我神秘化之时，权力的道德正义性是无须讲究的，而法律呢？任何法律法规的解释都将是随意的，法律条文无明文禁止的事情，权力将公然行之，法律条文无明文允准的事情，公民则不得为之，这都是“合法”行为，而且事情会演变到权力乱行虽明文禁止而禁止不了，公民行为虽明文允准而不得行的地步。

　　王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答复，不约而同的政府回应，磨蚀了一个公民对程序政治残余的信心。(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