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九器

　　湖南日前提拔19位县级书记为副厅级，在此之前，山西、江苏等地已经尝试“高配”县委书记，海南省昌江县委书记甚至为正厅级。

　　而广东早在2005年就提拔了一批县委书记为副厅级干部，开创全国先河。不妨追溯一下最早一批副厅级县委书记的来龙去脉，2005年阳山县委书记谢土新以56岁的年龄搭上升迁副厅级的“末班车”，当时面对《南方周末》称感觉自己很幸运，认为这是省里给他的荣誉。这番心声其实道出了县委书记升厅级的一大目的，即以级别的升迁弥补职位的不动，以一种政治地位和待遇的提升激励县委书记的执政积极性。

　　自秦以来，“县”就成为两千多年来最稳定恒久的行政层级，由于其地域大小适中、管辖人口众多、公权与百姓利益纠葛零距离接触，因此县级首长的遴选历来都是慎之又慎、重之又重，纵观历朝历代，县令由皇帝或中央任命的惯例源远流长，这正好佐证了古人总结的“郡县治，天下安”之规律。

　　但是权力体系呈金字塔状，而权力的职位，越是基层越丰富，越是高处越稀缺，这就很容易形成 “人向高处走，职位却有限”的矛盾，于是自然会出现职位停滞不前、向上竞争失利后的心理落差，势必会影响其施政能力的发挥。特别是县级首长，其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决定该级官员的执政状态与成千上万百姓福祉息息相关，尤其马虎不得。因此，以级别的提升来平衡职务的恒定，从而为县委书记们的执政状态注入新的动力，减少心理失衡状态下频现的“太平官 ”、“和事老”，意义非凡。

　　此为浅表意义。

　　“厅级县官”不能孤立来看，如同一盘象棋，必须车马炮相士兵交相辉映，方能看出全盘走向。与其相关的是其他一系列的动作：以“省委任命县委书记”为标志的人事权体制改革、以“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为标志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县级政府将拥有更多市级政府权力”为标志的扩权改革，所有这些改革和“厅级县官”联系起来，就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全盘走向：中国将强县扩权，减少行政层级设置，探索以省管县代替实行了20多年的市管县模式，最终在经济发展、城乡统筹、财政分配、基层社会生态治理上，形成创新性、甚至革命性的发展路径。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市管县、分税制是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发展拐点，前者从权力上决定了以“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建设为主、以“县 ”为核心的乡村建设为辅，后者从财政的收支分配线上决定“市”远远比“县”有钱。在这种现状下，时日一久，很多发展问题，比如城乡差距等，就愈演愈烈，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和不对等，必然产生资源配置的不对等，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

　　由此看来，厅级县官的出现乃至普遍化有更深一层含义，它以级别升迁的方式隐喻了“市”与“县”的分离和对等，预示着县域经济以至将来的县域政治、社会生态，将成为未来与“市”同等发展的重点，预示着中国多年以城市化建设为重心的改革之路开始真正城乡齐步走。

　　“厅级县官”是当下县域改革的一抹亮色，它的背后是人事、财政等诸改革所要托起的“县域经济”蓝图，根本途径是以权力、级别的扩大和提升来助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整个县域改革的基础动作，一旦这些基础动作开始熟练运作，更深远的改革必然要及时跟进，即行政体制改革、县域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完善。当下县域所呈现的财政不足、发展动力乏力，成为县域改革的直接原因，其实，在县域经济短板的背后，还有政治、社会生态的短板，例如近年来县委书记的腐败屡见不鲜、各种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基层政权组织回应信息时代民众吁求的捉襟见肘、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机制乏善可陈，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紧迫性不亚于经济发展问题。

　　所以，在“厅级县官”的一抹亮色后，急需跟进的是官员升迁模式突破后的监督模式突破，是县域中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加快建设，是信息化时代政府以现代文明方式应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开放思维的培养。这些也是决定县域改革能走多远、能走多稳的另一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