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泽雄 

　　曾经，我把作家分成两类：作品型和事件型。

　　如此划分显系无奈，严格说来，作家除了依作品分高下，还能凭什么立足呢？作品型和事件型不该是两类作家，而是作家与非作家之别。不过，我们的人文环境尚处“初级阶段”，很多事都经不起“严格”。

　　比如，眼见得不少作家学者，我们仅知其名，却说不出他的作品。无他，因这些名字往往是被一些非文学事件强行放大，并强行灌入读者耳膜的。比如，有些诗人，从没有一首诗为人称道，其大名却因为与某个派别、某句口号或某个事件的捆绑关系而反复为人提及；有些作家，其作品虽已为人忘却，却频频以各种文学外的作为，如打架、行乞、剽窃、封笔、退出作协……而引发传媒关注。后者即是典型的事件型文人。

　　作品型作家寂寂无声，事件型文人如“弄潮儿在涛头立”，最能见出文坛的窘迫。

　　事件型作家也有诸种变体，虽有作品不值一提、纯仗一身横练功夫在文坛呼风唤雨者，也不乏特会来事但作品倒还说得过去者。相形之下，那些单靠作品也能把文学腰杆挺得直直的成名作家，一旦玩起江湖术士的把戏，祭出空空道人的法术，就让人郁闷乃至傻眼了。

　　有话直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堪称此道中的恶例；近日伴随《废都》解禁折腾出的种种传闻，把我的心情实实在在地淋成一只落汤鸡。

　　《废都》的庸常性质，在我心里早已牢牢固定，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的文学鉴赏力一息尚存，它就不会重见天光。

　　本来，作为一名以其出色作品获得广泛认可的作家，偶尔写出失败之作，绝非反常。创作之道充满诡异，一部小说写砸了，未必悉归于作者的拙劣，还可能缘于作品的探险性质。那些不会把作品写砸的作家，也可能是些永远写不出传世杰作，彼等性喜在熟悉的安全地带匀速行走，压根不存征服雪峰之念，当然也就无从崴掉艺术脚踝了。

　　就是说，我不会因为贾平凹偶有劣作就否定其既往成就；相反，我认同英国小说家毛姆的观点，他说：“一个作者有权利要求按其最好的作品给予他恰当的评价。”不过前提是，这位作家必须让人意识到他在努力创作，他的失败乃是奋力攀岩时的不慎失足，而非下坠过程中的倒栽葱。

　　不幸的是，贾平凹写作并出版《废都》，更像是一次单边下挫。关于《废都》，人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不是故事，不是人物，甚至也不是那股神神叨叨的陈腐气息，而是疑似《金瓶梅》二世的大量删字框，《废都》的庞大销量(不少拜盗版书商所赐)，十之八九来自于此。

　　对暧昧情色抱有好奇，原是人心之常；作为一种偷袭读者下三路激情的手段，它也始终存在，只是真正的作家不屑为之罢了，故即使偷袭成功，也只是商业性成功，与文学成就貌合神离。然而，为了给《废都》解禁造势，作者与出版人竟在无料可爆之处强行爆料，再次把炒作焦点锁定在这个用老的招式上，凭一根沾满铜臭的兰花指，古彩戏法般制造了一场不存在的情色事件。

　　他们声称，初版本《废都》不曾删过一个字，那些删去多少字的“□□”，只是一种噱头。他们还告诉读者，新版《废都》并没有对旧版进行修订，两者是同一本书，唯出版社换了一家。

　　这算怎么回事呢？虽然我们的法律没有“文学欺诈”这一条，但当年冲着“□□”而去的读者，可是结结实实被欺诈了一回。也许，销售心理学研究者会从中悟到点什么，但站在文学立场上，只能视作者为背叛。从他们醉心于此类盘外招的姿态，我们也能得知，这是一部作者铁了心要以事件代替作品的文本，因为，并没有人逼迫他这样做，他在台面下做足了手脚，转眼又在台面上一脸苦相地嘀咕道：“我从未对它说过一句话”、“我把手机关了”，似乎还满心希望读者从他的狡黠式缄默里，领略一点“道可道，非常道”的妙境。算盘实在打得精。

　　把《废都》鉴定为一桩社会事件而非文学作品，看来也不算冤枉作者。《废都》解禁前后，我们如其所料地读到了大量步调一致的评论，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论者都提到：“书中对社会的观察带着前瞻性的思索；如今，再看这本书，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在如今已见怪不怪。”(贾平凹语)

　　正如苏珊·桑塔格、哈罗德·布鲁姆等一流评论家再三指出的，蹩脚文学批评的特征之一，就是把文学批评置换成文化-社会批评，在无法进入文学内部之时，通过外部的包抄迂回，完成对作品价值“劫法场”式的救赎。《废都》原是一部探索元素荡然不存的庸作，就算我姑且承认它算一部成功作品，那么，在最理想意义上，其优点也只应落脚在反映现实人生上，而非预测未来社会。

　　小说家自有小说家的使命，他们不必借鉴未来学家的抱负。伟大的小说理应让未来的读者认可，但前提恰恰是它成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而非跳过当时，直接向未来的读者致意，后者看上去就像一个主妇拒绝为今晚下厨，却把五年后的饭菜提早做好。我们认同乔治·奥威尔出版于1949年的小说《1984》，并非因为它专为未来而写，而是当时它就文学性地表现了某种现实。所以，哪怕《废都》确如作者、论者吹嘘的那样预测了未来，仍然无从挽救作品的声誉。

　　那些为新版《废都》造势的家伙，还不约而同地提到学者季羡林先生，说是季先生早就预言，“《废都》二十年后将大放光彩”。季先生已驾鹤西去，我们无从核实那句话的真伪。不过我可以确认，季羡林虽在佛教文化和中亚语言的研究上成果斐然，但没有证据表明，他还具有值得刮目相看的文学鉴赏力。考虑到出身农民的季先生在年富力强之时曾经撰文强调“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达到四万三千多斤”还只是“牛刀小试”，我们更没有理由听取他专业领域之外的意见了。因此，喋喋于所谓季老的预言，只能说明，他们下定了忽悠到底的决心，同时坚信读者都是不明真相之辈，只会唯名人之言是从。

　　一本被禁的书，也就是一本假以时日必会解禁的书，这是禁书的循环之道。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禁书往往夹有各种题外之义，还可能染上悲壮的英雄色彩。出于对英雄著作的尊重，我并不认可《废都》的待遇，我甚至认为，那是《废都》不配享有的殊荣。从贾平凹与一班朋友当年在《废都》包裹上郑重写下“二十年后开封”的行为来看(有图片为证)，大概只有他们知道，这原是一个“老夫自有计较”的中国式锦囊。所以，姑且当它从未被禁过吧。

　　出于对人间丰富性的尊重，一般我不会为了扩张观点而舞动“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五方旗。目睹一位实力派作家突然学会了折腾，一味用没出息的方式在文坛尥蹶子，实在让人痛惜，但我痛惜之后决定收住话头，只是轻轻地叹口气：老贾，何必呢？(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