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培鸿

　　善良的人们总是迷信刑罚。两千年前，汉高祖刘邦拿下关中，遂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差不多算是人类历史上最简洁的一部成文法了，它向社会给出的信息非常明确，没有任何含混和纠缠的地方：一旦杀了人，任何人都难逃死罪。

　　然而，历史过去了两千年，杀人案件依然时有发生。除了执法的方式和程序有些变化，死刑对严重犯罪的威慑始终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惧怕的人恒惧怕，不怕的人恒不怕。

　　开车的人大多有类似的经历：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起严重的车祸，此时驾驶员本能地会减低车速，乘车的人也往往会提醒驾驶员不要开太快。然而，过不了十公里，减慢的车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重新加快。车祸给驾驶员留下的印象，只会维持非常有限的时间。

　　正是驾驶员的这种赌徒心理，决定了他们总是过于自信，错觉自己的技术比别人好，或者至少自己会比别人幸运。在刑法上，这称之为过于自信的过失。

　　酒后驾车者也有一种赌徒心理，一个开车的人在宴席上饮酒，他对后果的预期往往是这样的：首先，他知道酒后驾车是一种违章行为，肯定不对；其次，他相信警察不会在他即将通行的路口值守，或者即使有警察值守自己也能够应付；最后，不相信自己会出事，或者准确点说，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撞死人。这同样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

　　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已经在成立要件中包含了违章的故意和结果的过失这两个环节。要将故意违章这个环节单独挑出来评价，需考虑到可能对社会形成的潜在而巨大的危险；而对诸如超速及酒后驾驶这样的违章行为入罪，属于立法的范畴，继续将该环节置于违章的范畴内评价，则是执法层面的问题。

　　这样看来，加强立法还是加强执法，是一个问题。

　　从立法的角度说，既可以通过加重原有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来惩罚日益严重的事故，又可另辟蹊径，将违章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但这样做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如果采用第一种方式，则会破坏刑罚中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平衡关系，突破7年这个过失犯罪的一般极限，造成某些过失犯罪的刑罚重于故意犯罪刑罚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再对故意犯罪的刑罚进行修改，而这势必将会导致重刑化的风险，几番令人眩晕的舞蹈结束，最终还是得由整个社会来为酷刑买单。

　　如果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将违章行为上升为犯罪，情况也好不到哪里。按照目前的罪刑结构，即使入罪也只能在三年以内规定法定刑，否则就将出现危险犯重于实害犯的荒唐局面。真的撞人了判一年，完全没有撞人的却要判两年。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出现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倒置。换言之，只要醉酒驾车入刑，就难以避免出现刑罚功能紊乱的后果，破坏刑法体系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最终则是刑法不能反映人类活动的规律，不能指引人类走向自由。

　　现在我们来看看执法上有没有出路。

　　多少是迫于严峻的形势，或是囿于民意的压力，最近，各地警方纷纷开展打击严重违章行为的专项行动，并威胁对违章者实施最重的惩罚。不难发现，这只是一种运动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不会也不可能形成一项长效机制。比如，大多数地方专项整治的重点只是针对醉酒驾车，而浙江因为既有魏志刚的酒后驾车，又有胡斌的超速行驶，就变成了整治酒后驾车和超速行驶两个重点。难道，浙江之外的地方没有超速行驶的问题吗？如果哪一天，某个地方因为疲劳驾驶造成重大车祸，保不准又会来一个强迫驾驶员休息的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的效应，好比前面提到的驾驶员看到高速公路上车祸后的反应，难以持久。当舆论的风声一过，问题依旧。   

　　对酒精的依赖和对速度的推崇，是人类巨大的局限性的两个方面。我当然无意为这样的行为辩解，更不愿漠视被害人无辜的生命。只想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提醒大家，法律不是万能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柄双刃剑。当我们仅仅因为孙伟铭无证(违章层面的问题)和醉酒(违章层面的问题)而判处他死刑时，等于明确地宣告了一个人可以因为不良嗜好造成的后果而被处死。那么，当有王伟铭、张伟铭真的是出于报复社会的邪恶动机而驾车杀人时，我们该判他们什么刑罚呢？要不要恢复凌迟？

　　上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辩论孙伟铭死与不死的话题。有一位据称是社会学者的嘉宾，情绪激动地表示，要是自己的儿子做出了孙伟铭这样的事情，那就让他去死。台下一时掌声雷动。可是一个女听众弱弱地回了他一句：如果你是法官，我们才真的没有安全感。（作者系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