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乾羽

　　“开胸验肺”将职业病的鉴定问题暴露在公共视野下，卫生部门对此的说法是，这属于特殊的个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可不幸的是，这样的个案还在发生、存在着：辽宁一“尘肺”农民工在去世两天前，才拿到伤残等级鉴定，而至于是否能获得最后的赔偿还不确定；湖南百名“尘肺”农民工在深圳面临着维权难，他们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职业病维权难，最难的是鉴定”。(8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的次数多了，个案也就成了典型的个案。典型的含义是，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像“开胸验肺”一样，正是因为开胸验肺者少，这样的事件才成为了新闻。但典型的另一层含义是，事件背后存在普遍的问题。在“开胸验肺”事件中，维权难、鉴定难的问题是普遍存在、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又看到了类似报道。而新闻不是有闻必录，只是生活中典型问题的集中反映，因此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问题肯定更多。

　　既然问题越来越多，制度是否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呢？否则，所谓的个案与需要重视的普遍现象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一个个案叫个案，两个、三个呢？虽然，个案说起来轻松，好像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可是，别忘记，在职业病的鉴定中，每一个个案的含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而沉重的：一个患病的农民工背后是一个生命的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幸福。这样的个案及其累积难道还不够成为反思的起点吗？当许多个案将问题指向鉴定难时，关于鉴定制度也就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的确，制度应该维持稳定性，这是制度适用的前提。因此，当个案发生时需要谨慎审视它，以保证制度的完善，保证制度的稳定和长期有效。如果，个案只是因人而产生的不会重复的小概率事件，则制度无需对此过度关注。但如果个案反映的问题十分迫切，反映的问题又比较普遍时，制度就应该通过积极完善来避免类似个案再发生。因为，制度的效力就是保护每一个人，避免每一个负面的个案产生。虽然制度需要完善的过程，但是完善的过程应该越短越好，代价越小越好。

　　甚至，有些时候，制度的完善是不需要个案来推进的。因为，根据实际的情况，就可以在理论上预判到问题的存在。比如，职业病鉴定中，当发生相应的纠纷时，企业难免会站在自身的利益上逃避责任，企业与个人相比无疑具有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企业可能存在躲避处罚的种种渠道和方法。这些可能都是可以依据常识来确定的。那么，职业病鉴定的相关机构就需要自问一下：当伤害实际产生时，那些维权能力有限的受害者，是否可以通过维权制度，以最小的成本维权呢？所谓最小的成本，应该是：他们只要得病，就会得到应有的赔偿。

　　制度的效果有两个检验标准，一个是现实的运行，一个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从理念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存在，何必再等到个案不断出现，不断冲击舆论之后，再对制度进行完善呢？如果制度总是容忍个案的出现，结果只能是制度的效力受到损害：一方面受害者会感受到维权的困难和现实生活的无奈；另一方面企业也根本不会主动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实际的风险，他们认为只要耍耍手段，即使产生了问题也可以逃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