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近日，河南省荥阳市出台措施，要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荥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宣布，要将荥阳打造成“慈善城市”。(8月11日《河南商报》)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慈念善举当然是值得弘扬的好传统，而保留着楚河汉界遗迹的充满文化底蕴的荥阳，要大彰慈善义举当然也不能随便说不好。可是，当来自权力的弘扬举动一旦超越了鼓励的界限，而要以红头文件、层层机构去强推去打造的时候，这一份过于炽烈的热情就让人不能不替它的前途担忧了。

　　慈善说到底是道德范畴的东西，道德一贯从属于人的内心，有没有慈悲之心，为不为善行义举，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去解决问题。中国古人把道德的教化任务交由音乐和诗歌去担当，或者顶多寄望于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而从来不认为强力可以让民众变得道德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越的见识。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发了慈善井喷，根本原因在于灾难震撼了民众的内心，悲悯唤醒了民间的力量。荥阳今年筹集的善款不到2008年的1/8，这样的落差原本十分正常，但它却成为荥阳发动一次道德跃进的理由。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大跃进”带来的不过是一次生产力的大倒退。失去了必要的基础，道德跃进的结局同样不免成为一场闹剧。行政的强制可以催生出大广场、大马路，却无法真正提升人们的慈善意识和道德水平。内心的改变要以最基本的同意和共识为前提，而大张旗鼓急风骤雨的权力介入模式却往往与内心所需要的方向相反，权力所热衷和谙熟的往往是纸面的数字和表面的排场。如同河北深泽为治理黄段子一个月内召开480个座谈会一样，荥阳为打造“慈善城市”设立1000个慈善组织，也不过是一种大家都玩熟了的数字游戏。当村里、厂里无处不充斥着“慈善组织”的时候，也正是到处都找不到真正慈善的时候。

　　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荥阳打造“慈善城市”的良好动机，让社会更加公平，让困难群体享受更多的阳光，这些善意放到哪里都同样会让人感动。但是，现代政治理念告诉我们，行政权力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既然它无法做到万能，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选择正确的合适的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仅就财富分配而言，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工资收入的分配，第二层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第三层是慈善事业的补充。工资收入的分配主要靠市场来调节，慈善事业主要靠社会来主导，政府的真正要务在于动用公共财政完善社保体系，使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得到基本的公平保障。

　　荥阳方面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去从事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专业”，对于慈善而言是越俎代庖，对于社会保障来说又未必不是舍本逐末。既然慈善的核心是道德，适合它的只能是社会机制，政府理应将这种市场和权力都无能为力的工作交还给社会，让慈善事业真正回归民间。只有民间主导的慈善，才能真正摆脱政绩化思维和利益化思维的重重羁绊，回归到“从心出发，求得心安”的真正道德境界。在这其中，政府依旧任重道远，它应当通过立法和执法，确保慈善机构的运作公开而透明，以此消除民众对于慈善款物流向的种种疑虑。

　　“慈善城市”未始不是一种美好梦想，关键是这项事关良心的大业不应由权力来推动，不应由政府来包办，不应通过表面化的道德跃进方式来实现。什么时候慈善事业真正成为社会自治的一部分，真正成为公民自觉的一部分，什么时候“慈善城市”才是一个可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