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昨天，有媒体针对江苏省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千名民企少帅，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这一新闻事件发表评论，并提出三点质疑：政府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之手是否伸错了地方；培训费用归谁埋单？费用若归财政列支，那问题就更大了；经营管理实践性很强，少帅们究竟能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经营管理技巧实难预期。据此，论者得出“流水线”生产不出民营企业家的朴素结论。

　　由江苏省委决断、省委组织部牵头实施的该项培训安排，会否成为今日国内新闻评论的热点，我们难以判断。但我们以为，对这件事情的分析评价不应就事论事，而应置于一个更为开阔的议事平台，拿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作为评价的历史经线，以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基本事实作为评价的历史纬线，或许才能作出更为理性客观因而更合逻辑的判断。

　　先说“历史经线”叙事。眼下民营经济(占总量的53%)支撑江苏经济半边天，拟分批在党校受训的千名民企少帅来自“半边天”中的代表性民企。熟悉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史的读者一定知道，该省目前在各行业挑大梁的民企，基本上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而改制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乡镇企业，它们脱胎于 “社区政府公司主义”的破产，受惠于十五大以后市场经济大发展之地利，成势于加入WTO带来的“中国制造”融于全球自由贸易之天时。

　　然而，25年正属交接班的历史轮回，解决人和(顺利交接班)难题，不只是一代民企老帅面临的艰难抉择，亦是各省普遍面临的带共性的迫切课题。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江苏主动站出来帮上一把(是否见效须由历史检验)，有其十分自然的一面。

　　而浙江的乡镇企业改制普遍早于江苏5-7年，浙江第一代民企的交接班困惑总体上已平稳走出了阵痛期。当年为了破解 “阵痛”，该省民企老帅们的通行做法是将子女送到国内外高校读书求学，学成后逐步实现子承父业，不能说每个个案都是成功的，但总体上应该是可圈可点的。其间，浙江省内的三级党校均因地制宜，对本地区民企拟接班少帅展开过形式多样的“淬火”式培训，只是十六大召开之前的“国情时政”不宜对这类安排作过度张扬。

　　子承父业与现代企业制度核心之一的职业经理人(CE0)制度格格不入，百年老店更系作坊经济代名词。就此话题，早报评论员当年曾对浙江民企的三位代表人物鲁冠球、宗庆后(算半个)、茅理翔及三家的少帅鲁伟鼎、宗馥莉、茅忠群作过多角度访谈，印象最深的要数茅理翔的“大权传子”的“茅氏理论”。是的，“茅氏理论”陈旧落伍，但谁要割裂了子承父业的传统文化，割裂民企老帅们从泥腿子到创业者艰辛历程所浸润的那份对自己养大企业的特殊情感，不虑西方才成型数十年的CEO制度于今同样被西方舆论毁誉参半之事实，不顾当今中国依然残缺的市场法制和市场游戏规则之惑，而一味排斥民企普遍子承父业的做法，同样是幼稚可笑和天真的。

　　置于“历史纬线”叙事。自从执政党在2001年通过“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系统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论，十七届四中全会专注执政能力提升，其间，包括发展私营企业主入党、私企党建、上海商务楼宇党支部建设经验全国推广，以及于今针对民企少帅的“淬火”式培训，都系“一串事件”的有机组合，换言之，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是断不能就事论事，做情绪化解读的。另一方面，民企少帅们对社会、对政治尽可“和而不同 ”，但认知执政党方针路线和政策取向，把脉现实国情、政情及社情民意，把握社会转型的基本态势和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历练企业家，却是交接班所必需的。至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企少帅接上“政治地气”提供了便利。以上是早期浙江等地断断续续、于今江苏拟采取的此类培训的真正目标所在。

　　目标很现实，尽管它披上了“传统的程式化表达”(同样受制国情所限)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