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农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日前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8月18日《成都日报》)

　　环境污染愈演愈烈，是不需要用数据和案例来佐证的。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环保评估、行政问责……一系列貌似铁腕的环保政策，并没有阻止江河湖海变色、蓝天白云蒙尘、土地重金属含量上升的趋势，一例例恶性的环保事件发生后，愤怒的舆论除了悲悯民生之外，就是炮轰唯GDP马首是瞻的官员考核体系。

　　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对排污企业处罚过轻。类似于目前全国严打酒后驾车，大棒高高举起，而在查堵之后的处罚上，受制于法律局限只能轻轻落下，于是酒后驾车屡禁不止。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在一定意义上情同此理。所以，在我看来，当地法院放弃处罚较轻的“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而施以处罚较重的“投放毒害性物质罪”，这就与突破“交通肇事罪”，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醉驾一样，具有司法标杆的价值。

　　从环境保护的意义来说，对排污企业处罚过轻，实际与畸形的官员考评体系一样糟糕。“乱世须用重典”，这话颠扑不破，遏制环境污染必须要用“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来关照排污企业的责任人。

　　问题在于，就像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醉驾还仅仅是个例一样，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论处排污企业责任人，能否在司法界形成共识也至关重要。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量刑的松紧尺度趋紧，却能够体现出司法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为盐城水污染事件判罚鼓掌的同时，也要高度关注“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在重大环境污染案件中能否通行。至少在眼前，就有凤翔血铅超标事件，值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