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关

　　宁夏中卫黄河沙坡头库区村民向记者反映说，作为库区移民本该搬入专款专建的移民安置小区，但建成后的安置房却被当作商品房卖掉。没想到的是，向记者反映问题的村民被警方抓走。据警方称，沈海波之所以被抓走，是因为他“涉嫌诽谤”。(8月19日中国之声)

　　人们常说，社会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令人感叹的是，今日许多中国人的社会化教育却是通过对一些负面新闻的“校正”来实现的。比如，近几年，通过一系列“莫须有”的拘捕事件，公众获得了一些与法律有关的常识。至少，通过媒体对上述类似事件的强化报道，很多人知道了在什么情况下诽谤罪才可能成立，知道诽谤罪是自诉案件。

　　诽谤罪是自诉案件，不是公诉案件，除非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比如被诽谤人自杀等，涉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才会被提起公诉。显而易见，从已经知道的一些细节来看，该村村民只是向媒体透露相关案情，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的后果；与此同时，相关“ 被诽谤人”的信息甚至都没有出现在相关报道中，具体的诽谤自然无从谈起。如此简单而平常的一次采访，如何需要当地权力部门大为光火，甚至不惜动用警力限制相关农民的自由？

　　只是，“诽谤罪”之层出不穷，也在悄悄改变人们对它的态度。刚开始，法律工作者与媒体人士在解剖它时多会从法理上分析，当虚拟判例来示范，然而现在，它已经越来越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有关它的真相已经接近常识。如果谁还再以“诽谤罪”挟公权以泄私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诽谤(官员)罪”这个罪名更像是转型期中国的一桩笑料，是对这个时代的嘲讽；同时，考虑到近年来“诽谤罪”出街时所受到的人人喊打的境遇，他们也会笑话那些动辄动用“诽谤罪”的人如何闭目塞听，如何对时代之进步无动于衷。

　　显然，基于上述抓捕事件已经发生，人们自然而然会揣测：倘使当地有关部门在处理安置房问题上没有漏洞可查，为什么会兴师动众，抓走向媒体报料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