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英杰

　　公元3500年某日，考古学家从古墓葬中挖出一堆光盘。这些光盘已无法读出，但印在上面的文字却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据考证，该种文字流行于21世纪初的中国。

　　紧接着，许多汉字研究专家为破译这些文字却发生了强烈争执。比如，他们对轂、毂、毂(“车”上有一短横)三字是否属于同一字产生了不同解释。最后是一名研究“古代计算机”的学者借助非常原始的“谷歌”搜索技术，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来，“毂”是“轂”的简化字，而“毂”(“车”上有一短横)又是“毂”的 “整形字”。这场汉字改革载于公元2009年一份“通用规范汉字表”档案上，同批接受文字整形手术的有琴、魅、巽、亲、恿、蓐等44个汉字。

　　未来会否发生如此科幻的一幕不得而知，不过这次教育部公示《通用规范汉字表》，有关专家组的做法已让人看得头晕。对汉字通用字表重新划分等级、增加字量以及恢复部分异体字和繁体字，这也就罢了，毕竟这些汉字早就存在，如今无非是给予不同的“名分”，增减尚不至于造成严重误读。但这44个“整形字”，虽然看上去无非是对笔画、字形动了点手脚，无疑却成了另外一个字。这么做是否有必要，值得好好考虑。

　　有人说，反正都电脑打字，改不改都无所谓，这是典型的目光短浅。无论这些汉字是添了一横还是“捺”变成“点”，其后果都是很严重的，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巨大成本。这些字原先用得好好的，也没听说有人感觉看上去不美观、不规则。这么一改，别的不说，举凡字典、词典、教材等等出版物，都得跟着修订重印。还有那些校对、编辑人员，或许还得全部重新培训上岗。付出这么大代价，如果只是为了“统一笔形规则”，专家们的这种“技术崇拜”精神显然有些走火入魔了。

　　汉字改革并非自建国后开始。清末民初以来，面对西方化大潮，出于对本土文化的自卑心态，“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等主张一度十分流行。鲁迅当年也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上世纪中期开始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工作，就是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试用)”的废止为标志，汉字改革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重心也从“简化”悄然转移到了“规范”。近些年来，呼吁恢复繁体字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对传统文化恢复信心的一种表现。

　　如果把主张汉字简化或拉丁化者称作“激进派”，而把力主恢复繁体字者叫作“保守派”，基于当前社会现实，我更倾向于采取维持现状的实用主义精神。维持现状的意思是，一方面“不折腾”，即不再人为地对汉字“动手动脚”，顺应文字发展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协调“繁简之争”，从政策上提倡“书简识繁”，把争议留待历史解决。在简化字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文字工具，海外也逐渐熟悉和运用的情况下，这恐怕才是最为稳妥、务实的做法。

　　8月19日《中国教育报》刊登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问题解答”，谈的也都是“汉字规范工作”，延续了新时期以来汉字改革的基本理念。但有关专家组从“规范”角度对部分汉字进行“整形”，等于硬生生地造出了44个汉字。这样做不仅有违文字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且会让社会公众感到极大不便。倘若因为这些汉字看上去“不规则”就可以瞎折腾，规范汉字的工作恐怕永远没个尽头了。如此的话，所谓汉字规范工作岂不成了汉语发展的一大乱源？

　　所以从全局着眼，汉字规范工作应当是在保持汉字稳定性的前提下，对汉字的甄别和用法进行标准化，而不宜再对汉字字形动手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