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1978年世卫组织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转眼已是2009年，至少对国人来讲，这还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健康乌托邦”。

　　如果说以上宣言稍显水土不服，那么令人欣慰的是，三十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阿拉木图宣言”：日前，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正式启动，307种药物纳入基本医保药品报销目录。(相关新闻见昨日本报08版)  建设基本药物制度，表明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展示了更大的责任担当，准备以此作为制度突破口，深入破解“看病难、看病贵”困局。让“病有所医”，从纸面走入现实，切实减轻公众医疗负担。

　　“剂型适宜，价格合理，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基本药物，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但最终却不得不在“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中，捱过了医改十年。正因为有这十年“历练”，现在虽然大家都感受到新制度扑面而来的善意，但还是近乎本能地想问一句：新医改这个至为关键的被认为是“以国家信誉举荐药物”的基本药物制度，能否一举破除药价虚高，发挥出最大的制度正义？

　　恐怕，只要不是过分乐观或者选择性遗忘，我们都应清晰记得此前相关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走样的。也就都能理解公众存此疑问，不是没事找茬，而是出于吃一堑长一智的善意，希望新的制度效应将来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所谓“久病成良医”，吸取此前教训，再结合当下语境，我们认为基本药物制度要想保持坚挺，必须保证绕开既有“陷阱”。而要避免重蹈覆辙(比如走上“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的老路)，就必须辅以必要的“制度补丁”。

　　基本药物制度就像微软操作系统一样，使用中难免会遭遇各类问题，这时就需研发相应的补丁程序来进行系统修复。为了提高“补丁”的针对性，以便对症下药，不妨从以往的经验出发，“前瞻性”系统性地反思一下类似的医改症结，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设或许不无裨益。

　　比如，基本药物将由政府统一定价，而在遴选、招标、定价、采购等环节中其实暗藏了不少腐败空间，或许还隐匿了药价虚高之患。因为处身市场之外的政府，只能根据药企“默契地”虚报的成本定价。这就可能使得本欲反哺民生之举，结果反而影响公众享受优质的药品服务；而即便如此，和之前的“暴利”相比，药企或许还是提不起生产基本药物的积极性；同样，考虑到有些地方连“板凳费”这点蝇头小利都不放过，那么在回扣成风的医院里，医生是自觉优先选用基本药物，还是和医药代表暗地配合致使基本药物在临床中被虚置，也是一大问号。

　　如专家所言，新制度的启动，是从国家制度层面动了一个大手术，“表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的决心和信心。”但制度毕竟刚刚起步，未来难免要遇到上述一系列问题，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为防患于未然，我们应该针对性地研发一些“制度补丁”，对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和各方的牟利冲动，进行恰当的规避。当然，除了防控腐败和制止非法牟利，基本药物制度还应对药品目录进行科学的修定和调整。比如“非典”或甲流感肆虐之时，就应将对应的常规药物列入目录。在保持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实行动态管理，如此，这项公共制度才能更加深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