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万夫

　　从年初开始，济南市面就看不见低价烟了，上架香烟最便宜的也要5元一包。这一现状缘于去年底济南烟草局的“限价令”。这引起了当地低收入群众的强烈反对。(8月19日《法制日报》)

　　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上的烟价越高，零售商和烟草公司获得的利润就越丰厚。这么说来，当地烟草局砍向低价烟的这一刀，依稀有点“宝刀屠龙，谁敢不从”的霸道气息。

　　市场经济了，一些管理部门还摆出“家长”的姿态，难免让人不爽。

　　但如果从我国一次又一次挂了“白旗”的控烟行动中反思，这种变相捞取更多利润的封杀低价烟行为，会不会带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惊喜，间接地挺起控烟行动的“腰杆子”呢？

　　烟草的危害性是有目共睹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项数据表明，全世界每年因吸烟造成各类疾病而死亡的人数高达500万。在我国，每年因吸烟而引发各种疾病，并导致死亡的就大约有100万人，预计，2020年还将达到200万人。

　　如果我们把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与被称为“没有人性的”封杀低价烟比较起来，显然前者更为可怕。

　　控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都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控烟，同时也都在限制烟草生产的数量。今年5月，我国对卷烟制品就进行了税赋调整，各类香烟的消费税均有6%至11%不等的增长幅度。同时，在卷烟的批发环节上，还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5%。可尽管这种调整的初衷很好，但结果却是财政收入增加了，控烟的任务却没能如愿以偿地完成。

　　事实上，济南烟草局封杀低价烟的行为以及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给我们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那就是，系统性的控烟需要让税价双剑合璧，方能发挥威力，一剑封喉。

　　对于税价联动式控烟措施的启动，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仍旧需要对烟草企业课以重税，间接地限制烟草产量；另一方面，通过价格调配，从而让更多烟民囿于经济实力而被动戒烟。

　　在如今烟民日增且又禁烟不力的尴尬情况下，“望烟兴叹”的无奈，或许能够逼迫烟民被动地走出烟瘾。如果济南封杀低价烟的做法，能够或多或少地解决控烟的顽症，那么，这种所谓的“霸道行为”，就属于可以被更多人理解的善意了，非但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倒充满着些许人文关怀，没准还会成为低收入烟民的福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