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元龙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14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个首例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在中国环境污染的重重困局中，治理环境污染的游戏规则将从此发生微妙改变，加重罪刑或将成为其未来新的走向。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主体和客体等要件都十分相似。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对人的罪刑的轻重。依据《刑法》，前者最高处罚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后者严重的话则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其次是前者可以针对单位，后者只针对自然人。

　　所以，此案首次更换罪名，其主要后果就在于罪刑加重。照我看来，对偷偷排污的企业负责人判投毒罪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应该再对企业并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不用举例，人们也都知道，当前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已经快逼近极限了。环保部的说法是，“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已经频频触及影响社会稳定的底线。“轻管理、重处罚”“治乱当用重典”，已经形成中国各个方面的治理整顿历来的路径依赖，这是环境污染案判罚未来的走向不容忽视的最重要的现实困境。这是其一。

　　其次，姑且不说表面上的《环境保护法》等游戏规则早晚要修改，单从博弈论的角度说，现在也处于严重失衡的局面。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此前披露，“到2005年年底，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3起”。也就是说，自1997年《刑法》修订，增设“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以来，近十年间，该罪名仅仅被实际适用过3次！现在再照以往很少杀或基本不杀的方法“杀鸡儆猴”，猴子已经不怕了，导致博弈的走向必然是要狠狠地多杀几只鸡。

　　其三，中国的环境污染之所以难以根治，在于形成了牢固的环境污染的利益共同体。目前考核地方官员主要仍是GDP决定一切，企业追求经济利益。中小企业的老板个人无疑是利益链中相对弱势的一方，一旦出了大的环境污染事故需要“摆平”，小老板无疑是“替罪羊”最佳人选，重罪加身几乎是必然的命运。抓老板判刑操作起来又远比关停污染企业容易得多。

　　但是，环境污染重罪化尚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事后处理永远是最坏的办法。建立防患于未然的体制机制，把环境受益权切实交给公众，才是治理污染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