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面道路指示牌。它是如此大，以致需要一根专门的水泥杆把它高高挂起。它就在报社旁边，长江日报路与台北路交叉的路口，清楚地指示着四至方向。每天经过几次，我没有专门注意过它。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在外地居住的朋友的照片，把这面路牌和它上面的错字标示出来，才注意到它上面的英文指向是错的。天门墩路方向，它的英文指示标注成了台北路，而台北路方向，英文标注是天门墩路。

　　佩服这位朋友发现的眼光。我不记得这面路牌是何时挂起，它就像一直在那里，这可能是我熟视无睹的原因，何况我对这块地方是如此熟悉，它对我其实并不发挥作用。它每天出现在我的眼里，又似乎不曾出现，成为一个“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物品。

　　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我不能发现它上面的错误，是因为我潜意识里相信一个如此巨大的指路牌不会出现错误。并不是每个路口都会有这么巨大的路牌，它出现在这里，一定是谋划的结果，一定是有人认为有指路的需要，所以从谋划、设计到制作，都是“有心”的过程，它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面错误的路牌能够挂得如此之久，一定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也有一些人像我那位朋友，发现了它的错误，只是不知道事情要向谁反映，或者没有想到要向人反映。于是，这面错误的路牌就这么立着，让人以为它正在发挥功能。

　　路牌之所以需要中英文对照，可能有人觉得这是要显示开放的形象。但我认为，这并非路牌的宗旨。路牌并非城市形象代言品，它的必要性在于有人需要道路指示。它要标注英文路向，是因为城市觉得会有不认识汉字的人可以通过英文路名找到自己要去的路街。但错误的指示，不仅使这个功能失去，而且会诱使需要它的人误上歧途。

　　指示道路其实是个简单的事情，而它又是道路去向的权威发布者，这会使需要它的人一旦看到它，就会信心满满地走过去。考虑到它是专门为不会汉语的人提供帮助，这些人问起路来会比我们不方便得多，可以说，一面错误的路牌，其实比没有路牌更加坏事，因为没有路牌，你在陌生的地方必然想办法先问路，而有了路牌，你就会照着它走。

　　对于我们，熟悉这个路口的人来说，这块路牌对生活不构成任何影响，错误的路牌成为对需要指路者进行针对性误导的东西。它不仅没有达到强调性地被挂起的目的，而且对它的服务对象施加了定点伤害。谁都不容易发现它的错误，只是对熟悉的人来说，发现了可能也只是作为一个笑谈，而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发现错误的时候已经吃过了亏。

　　挂起这面路牌的人一定不知道它的错误，否则他们会换掉。当然，做一面路牌，然后换掉，这会发生成本，造成浪费，这应当算作一个工作失误，让失误者承担责任。不过我主要还是考虑一个公共指示牌对需要它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为何会对一个错误的公共指示牌视而不见。

　　城市的瑕疵，有时仅仅是妨碍观瞻，进而损害心情，而有时则影响到了行动的方便和一些具体需要的实现。例如这面错误的路牌，会让需要的人走弯路，再如城市的盲道，可能做得有沟有坎，甚至直接就在上面立着电杆、树木或斜牵了拉住电杆的铁丝，因而对盲人来说，就变成了比没有盲道更麻烦的一种设施。

　　我并不需要盲道，就像我并不需要那个路牌的指引。然而，有人需要它。建盲道和挂路牌的人，可能与我一样，也不需要走盲道和看路牌，但想到需要者的处境，该把事情做得精心一些，这里，精心就是人道。

　　有人能够指出那些不影响到自己生活之处的城市瑕疵，是值得尊重的。比如最近一个浙江小学生在汉旅游后指出武汉一些地方的毛病。当然，因为无需某块路牌的指示，所以未能发现它的错误，这不可谓过失。如果在知道瑕疵存在以后，能够反映一下，能做的随手做一下，这里，尽心就是担当。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主任、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