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记得大约30年前，《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我正好在读高中，看到新的简化字表兴奋不已，两天内把200多个新简化字记熟，甚至把讨论稿中的600多个“二简字”也记了一大堆。还记得当时书法家启功电视献艺，一出手就写出了还在讨论稿中的“二简字”，引起满场喝彩：老先生德高望重不说，接受新事物也甚快呀！

　　相比之下，这次教育部、国语委推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境遇则十分悲惨。虽然该表不过是恢复了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写法，但竟引得舆论鼎沸，网友们压倒性地对之口诛笔伐，称之为“穷折腾”。看两个汉字方案30年前后的境遇，实在有人世沧桑之叹。

　　这次的汉字方案为什么境遇如此悲惨？最大的理由是：时代变了。当《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时，那时的社会难得有点变化，56块的干部工资一拿就是20多年。突然来了套“二简字”，生活中多了些兴奋点，大家有事可做了，聪明人有了逞能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那时上面一说变就非变不可。我一两天记住200多个字，自觉得在未来的高考中已经先声夺人了。现在呢？市场经济赶得人们喘口气的机会也没有，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持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王宁教授语)为借口突然要改字，这不是折腾人吗？尽管王宁称“这次我们管的是机器”。(8月21日《法制晚报》)

　　平心而论，恢复51个异体字(王宁表示，以后可对更多的文字进行调整——同上)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后，中国大陆所有电脑在理论上都得修改字库，难怪给人一种“吃饱了撑的”的感觉。

　　对语言不能用行政命令进行规范，并非说语言不需要规范。这一规范权力在哪里？应该在民间。比如，字典的编篡，就是规范语言的最好手段之一。而在这方面，中国还处于“发展中”的水平。举个例子，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古典汉语的最权威辞典，收了5万多个汉字，53万条词组，几乎穷尽了6万个字左右的汉语。编者諸橋轍次，在1917年到中国学习时为汉字所苦，觉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等要么有字无词，要么对词缺乏界定。他两年后返日，带回20本汉字的笔记，到1925年应大修馆之约请开始编篡，1941年首卷出版，但随后美军的东京大空袭把他的成果烧毁。战后重起炉灶，最终于1960年出齐。虽然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但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个人的努力始终是中心。中国只是到了1989年才把同等规模的《汉语大字典》出齐。而这还是经过总理过问，一个大团队专家学者集体的成果。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西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还都以《大汉和辞典》为古典汉语的最高权威，至今仍然不少人抱着这本辞典不放，不相信《汉语大字典》的权威。一个日本人学习外语的笔记，居然比中国举国家之力为自己的语言编篡的字典领先了几十年！

　　这样的例子，在人类文化史上层出不穷，向我们显示了一个人的意志和奋斗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伟业。相比之下，我们那一群专家，经过那么多年的研究，最后的成果就是44个汉字的整容？！这怎么能不让人有无聊之感呢？

　　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文字从媒介到内容都在变动。网络词汇、外来词汇，每天如滔天之洪水。怎么消化这些词汇？日本的外来语字典每年不停地出。中国的又在哪里？

　　汉语面临的挑战，不是什么简繁之争。纠缠这个问题，是面向过去。汉语的当务之急，是怎么消化新词汇，怎么在没有行政命令规范的时代自发地形成规范。这才是面向未来。放着那么多新词汇不去处理，反而给并无大问题的44个汉字整容。有哪个纳税人愿意花钱供养这样的专家呢？(作者系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