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社论

　　在凤翔血铅事件的热度下，湖南武冈市文坪镇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媒体关注。同样反应迅速的还有国家环保部和卫生部，22日前已经抵达武冈市对血铅事件进行调查。伴随媒体进入武冈，文坪镇邻近的司马冲镇的血铅超标状况也进入公众视野。

　　昨天本报对武冈市司马冲镇血铅事件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积极介入之前基层政治的复杂和混乱：第一户村民查出血铅超标去找镇政府，被要求“这事不要讲，不要惊动其他人”；随后当地医院说机器坏了不能查；自发组织去广西检查，遭遇阻拦，“上级卫生部门”也参与了协调：广西两个县的医院拒绝给司马冲镇居民检查，桂林市妇幼保健院给出的检查结果是34人无一超标；另一村26人去长沙市儿童医院检查，结果也是全部正常；但是在随后政府组织的抽查中，被抽到的“正常”儿童全部超标；对重要的村组负责人，几乎每天都有镇、市政府官员到家中打招呼，“不要乱宣传”……

　　这些细节放在一起让人感到迷惑：开始想要隐瞒的、劝阻村民去检查的、去医院“协调”以便掩盖真相的的，是镇、市政府；随后对儿童组织抽样检查并证实血铅超标确实存在的，也是镇、市政府。前后几天之间，镇、市政府的转变为什么如此之大呢？8月12日，因为文坪镇血铅事件，司马冲镇的冶炼厂已经被关闭整顿，但是8月13日村民去广西检验血铅仍然遭到阻挡，镇、市政府到底是否真的想要解决司马冲镇的血铅问题呢？这种自相矛盾、前后矛盾的状况证明，基层政府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它的态度和决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

　　从时间顺序上仔细去考察，不难发现，推动政府解决问题、改变态度的力量只有两个：其一是群众的维权活动，尤其是设路障这种“体制外”维权方式；其二是媒体曝光舆论关注，公布文坪镇逾千儿童血铅疑似超标、组织司马冲镇儿童抽检，都发生在媒体曝光之后。基层政府一怕群众闹事儿二怕媒体曝光，本质上都是害怕上级政府的追究，这结论实在是没什么新鲜。现在国家环保部和卫生部都已进驻，对当地受害居民来说，这已经是现实范围内能够获得的最好结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案例中看到一些积极正面的因素：例如维权行动如果足够坚决还是能够引起政府重视；例如维权者虽然采取了过激的“体制外”行动，但是其诉求仍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例如信息传播终究还是挡不住；又例如国家主管部门的反应速度相当之快。从事件的核心内容来看，陕西凤翔和湖南浏阳以及湖南武冈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企业污染危害附近居民健康。因为涉及到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受害者的维权动力自然非常强大，除非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其维权行动几乎是不可阻止、不可说服的。受害者的维权行动对地方政府构成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再加上很有可能连锁出现的媒体曝光、上级政府追究，地方政府在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都还是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组织村民体检、关闭污染企业，在一定程度内补偿群众损失。从维权一方去看，我们可以很乐观，今年夏天此起彼伏的环境受害者维权和职业病患者维权运动，已经令维权者找到了一条足以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路径。

　　但是，基层政府抱着“怕群众闹事儿、怕媒体曝光、怕上级追究”的恐惧心理去解决民生问题，与为了解决民生问题而主动地解决民生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前者是被动和不情愿、后者是主动和积极。这一点在司马冲镇的故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文坪镇血铅事件没有被媒体曝光、被上级政府关注，那么司马冲镇的血铅事件结果会是怎样呢？也许和文坪镇一样，受害者也只能做出“过激”行为。武冈市停业整顿的企业有100多家，其中冶炼企业就有7家，有没有其他村镇同样存在血铅超标的现象呢？到现在，司马冲镇的抽检结果也还没有公布；一直到22日，文坪镇的千余名儿童还被政府通报为“疑似血铅超标”。或许因为事故有多大基层政府的责任就有多大，看起来基层政府需要维权者、媒体和上级政府不断地不懈地推动，才能勉强地面对现实服务民众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