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日本新政府是脆弱期的战略简化模式
自1955年以来，日本自民党从来没有遭遇今年这样的困局。这个困境由国际金融危机、奥巴马和自民党自身共同营造，并使自民党半个多世纪来第一次成为日本政坛的弱势群体。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只能依赖出口导向的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并迅速转化为日本公众中问责意识的蔓延，在竞选初始，自民党就背负原罪的包袱而处于下风。与此同时，在日本的政治母国美国，奥巴马以“改变”为口号，成功晋级白宫，这使得“改变”也成为日选民的主流心态，自民党长达54年的独领风骚后，日本选民“改变”的心态或许比美国选民更迫切，今年以来，派系政治和门阀政治屡遭炮击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日本选民的急迫。而在自民党内部，对于麻生内阁不信任感的累积最终导致内部争斗的公开化，但是，人们找不到力挽狂澜的合适人选，自民党进入了内部战国时期。
一切迹象都表明，今年的日本大选是一场结局早已注定的政治秀。问题是，被选民寄予希望的民主党上台之后，日本及其周边的政治剧情将怎么向下演？
我们必须看到，与其说民主党是因为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执政条件上台的，不如说是因为日本选民对自民党执政联盟失望而被推动上台的。如果说自民党面临的现实困局不是意外，是其源有自的结果，那么民主党的上台则多少是个意外。在隐约而见的两党制度架构下，日本选民面临的是两选一的选项，不是A，就是B。事实上，从民主党强势代表人物小泽一郎的政治挫折就可看出，民主党自身并没有做好上台的充分准备。因此，即将摇身变为执政联盟主体的民主党，将在短暂的欢呼后很快面临以下挑战：一是没有足够的专业执政团队，二是没有成型长期的执政纲领，第三，或许最重要的是，对于在低迷中挣扎的日本经济和不可阻止的老龄化势头，民主党也无能为力。民主党很快就会面对民众的不耐烦心理。
在无法推动经济升级的情况下，外交领域将是民主党唯一可打的牌。这其中包括：和缓周边邻国因为日本有关扭曲历史观而生成的不满和敌意，尽可能改善日本经济所渴求的外需环境，对靖国神社参拜持慎重或改革态度。实际上，这也正是鸠山由纪夫迄今为止表达最明晰的政治立场。那么，这种改变是否足以改变目前并不稳定的东北亚安全形势，削减其中的不安定因素？答案是远远不够。
首先，在战略关系上，民主党上台并不意味着日本从经济大国递进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之梦的中止。即使在所谓历史问题的争议上有所收敛和克制，但日本还将继续掘进其大国之路。从表现形式看，就是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和以反恐为名义向海外派兵的举动还会继续。此外，我们必须看到，日本与中韩俄之间存在着的领土争议不会因为政权更替而变得前景光明起来。就对华关系而言，鉴于中国市场当前对于日本经济具有重要的输血功能，因此日本新政府的身段，较之麻生时期或将柔软许多，但在东海、钓鱼岛领土争议、与中国分裂势力的接触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事务上，日本新政府的立场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还可能步美国之后尘，开展某种形式的“后门外交”，以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其次，在经济关系上，虽然日本认识到中国对于其重振经济的重要意义，但是目前与中国的合作模式暂时不会有大的突破。这特别表现在对华技术出口的保留和有限度上。同时，对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非洲等区域合作的进程，日本仍会通过加大投资等形式进行追赶，一方面获取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另一方面防止在地区影响力方面被中国甩开过远。
第三，在内政方面，至少在目前，民主党不具备对日本的政坛传统有革故鼎新的愿望和能力。由于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惯性，推动日本政治环境变革的权力，操之于自民党手中。从这个角度说，民主党的执政寿命是在自民党掌握之中的。如果自民党通过自省、整合并产生有活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将很快面临巨大压力。如果日本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外部环境迟迟得不到根本改善，民主党获得一个长期执政期的机会就微乎其微。
这种危机民主党是可以察觉到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中推断出日本新政府的执政模式：在执政力还很脆弱的情况下，其根本的战略目标不会更改，但表现形式会趋向低调，以避免引起内外部的过大反弹。简而言之，这种模式就是战略简化。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这将意味着困扰中日关系的一些突发事件的概率会降低，但核心的利益分歧仍然存在，并转为以忽而冷冻忽而火热的形式呈现。这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但可能意味着双方协调的机会和空间会有所增加和拓展。(徐立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