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006

　　作者：黄波

　　发表媒体：长江商报

　　发表时间：2009年8月8日

　　备注：自荐

　　律师不能退回为“国家法律工作者”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建立的。时间不算短，可因为律师本来是西方法律文化的派生物，我们对律师这一角色的认识，便总难免徘徊不定。律师角色定位的艰难，突出表现在立法上。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将“律师”规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而在1997年的《律师法》中，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到了2008年，新《律师法》第二条则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三种表述，语词差异中透露的是理念的进步，即我们终于承认了律师的职业本位和民间本位。立足于职业和民间本位的律师，就是以国家法律为“最高命令”，正大光明地为他的当事人服务，以获得报酬。

　　但正如哲人所言，社会呈螺旋式上升，往往退中有进，进中也有退。法律之外，现实中又总存在着一股要将律师拉回到“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力量。如内蒙古某区政府，为防堵“民告官”，连续多年聘下辖区内所有律师，要求其不得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有的地方，还将政府和律师之间签下协约，从而约束其服务领域作为先进经验。明乎此，司法部部长吴爱英8月6日的一席话似在意外，又在意中。吴部长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新闻语焉不详，我不知吴部长的“教育管理”、“讲政治”具体何所指，此处仅谈点私见。

　　对律师的教育管理自不可少。法律在这方面其实一点儿没含糊，新《律师法》明载：“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只是我们该监督律师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看他是否违背了法律这个“最高命令”。但这种说法未必能得到全部认同，至少内蒙那个区的官员就不会，在他们眼里，律师只要代理“民告官”，就是不服从“监督”了。而按这个思路走下去，律师这一职业还有存在之必要吗？

　　政治当然必须讲。但不同群体有不同讲法，就律师而言，什么是最大的政治？新《律师法》也说得清楚不过，“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一个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绝不仅是其当事人的福星，更是社会的福星，因为他们共同撑起的，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依法行动显然就是律师最应该讲的政治。而众所周知，一国之法律，体现着全民和国家的意志，也自然包含着执政党的意志。只要在涵盖了执政党意志的国家法律框架之内，我们还怕律师不讲政治和脱离监督？

　　作为保护公民、社会组织不受包括公权力在内的非法侵害的法律专家，律师一旦变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则附着于国家机器，显然与其职能天然相悖。如果我们还希望好不容易成型的律师制度在社会中发挥良好作用，那么让律师退回到“国家法律工作者”的事情，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