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G20：我们期待什么？

　　恢复旧的世界秩序并非正确的选择，旧的方式将加剧全球失衡，进而让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场可能更严重的危机。

　　撰稿·白承睿(Jaspal Singh Bindra)

　　我们应该祝贺全球领导人，他们成功地会聚一堂，共商应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大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领导人齐集伦敦G20峰会之后的6个月，在亚洲经济复苏的带动下，全球经济正在走出低谷；回升步伐虽然缓慢，但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乐观中仍存隐忧

　　从许多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这是拥有不同政治理念、处于不同的经济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为应对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危机，及防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重演，在现代史上的首次齐心协力并肩作战。为此，他们维持低利率，采取一致措施向银行、企业及消费者提供规模空前的资金。

　　在此背景下，中国正在走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第二季度经济较去年增长7.9%，高于第一季度的6.1%的增幅。印度宣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1%。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主要经济体均已重新开始经济增长。即使是欧元区的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也已踏上复苏之路。

　　然而，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仍是全球贸易主要引擎的)美国仍处于衰退的阴霾之中，这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的最漫长、最严重的衰退。企业不断裁员(主要是美国及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口再度陷入贫困。同时，全球金融机构在撇销超过1.6万亿美元的信贷亏损之后，对借贷及投资依然十分谨慎。

　　由此不难看出，全球决策者有足够的理由延续其精心设计、实施不到一年的财政及货币刺激方案。毫无疑问，各国政府及央行确实需要制定同样协调一致的退出途径，以在全球经济真正摆脱危机时回收规模空前的流动性。但这个时刻尚未来临。

　　期待消费带动增长

　　事实上，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恰逢其时。全球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如果美国、欧洲及日本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得不到控制，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未能减少债务、增加储蓄以及扩大消费，那么目前的全球经济复苏局面将不堪一击。

　　目前，任何收紧货币及财政政策(特别是发达国家)之举都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重蹈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覆辙。当时，日本在没有同时放宽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过早地上调税率，结果引发金融危机，并最终迫使其于2001年实施长达5年的量化宽松政策。我们现在都已非常熟悉过去日本20年发生的情况。

　　齐聚美国制造业中心的决策者，还须反思目前已在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全球失衡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他们必须重新探讨东方制造业大国由巨额贸易盈余产生的过度储蓄以及西方的过度消费现象。

　　由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累积的过剩流动性流入西方，并经投资于西方的政府债券令全球利率维持于低水平，同时导致美国及西欧消费者的过度开销现象加剧。

　　尽管因经济及金融危机导致西方消费者削减开支，亚洲出口型国家年内的贸易盈余已大幅减少，但无需多时，亚洲的消费需求将大幅回升，这足以弥补西方的消费需求下滑。

　　实现由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对亚洲各国至关重要，但这需要数年的时间。这需要亚洲各国政府为人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络以及医疗卫生保障，进而解决消费者为不时之需而过度储蓄的问题。

　　此外，亚洲各国政府还需要继续通过实施经济改革，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及生产水平。这就需要深化及扩大亚洲的资本市场，以为吸收当地居民的巨额储蓄资金做准备。

　　亚洲企业过分依赖股市融资通常导致市场波幅过大，甚至催生资产泡沫。同时，缺乏深入而流动性强的企业债务市场也限制了企业获得长期资本的途径。

　　显而易见，对西方国家而言，修复金融及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为此，推动相对更快经济复苏之路的重任，主要落到了中国、印度、韩国、印尼及其他新兴市场大国的肩上。

　　新兴经济体唱主角

　　事实上，这些新兴经济体已越发意识到它们的责任，并开始充满自信地履行自己的新职责。中国出台规模空前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为年内的全球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而近几个月来，印度与韩国及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提高亚洲的贸易及投资流奠定了基础。

　　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亚洲领先的新兴经济体(G20集团的成员)——中国、印度、韩国及印尼的增长主要受内需推动。相对较低的个人债务水平、高储蓄以及庞大的人口，意味着这些经济体能在转向以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 

　　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承诺进一步推动多哈论坛，为急需增长动力的全球贸易增砖添瓦。在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几近阻碍全球增长、加剧全球贫困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这一举措大受欢迎。同时，中国及印度均承诺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将在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亚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维持高增长的过程中，G20集团中的发达经济体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日本及韩国已开始考虑创新途径，以分享其先进技术，并为在发展迅速的亚洲经济体推广该等应用进行融资。

　　上述迹象，无不体现出新兴经济体非常希望在重整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4月份在伦敦举行的G20峰会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同意与中国、印度、韩国及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分享有关全球经济的重要决策权。

　　希望匹兹堡会议能够深化这一趋势。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产生于二战后不久，新兴经济体应该获得对这些机构的更多掌控权，以反映它们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以及在国际贸易中所发挥的更大作用。

　　只有通过发展中国家更广泛的参与，才能确保这些全球机构有效发挥其发展推动作用。此次危机阻碍了缓解全球饥饿以及协助多数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的进程。即使全球经济重新步入增长，各国领导人也不能忽略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决策者不应令自伦敦峰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付之东流。恢复旧的世界秩序并非正确的选择，旧的方式将加剧全球失衡，进而让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场可能更严重的危机。

　　各国目前需要维持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及货币刺激政策，通过降低复杂程度及杠杆作用重塑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以及消除引发我们有生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发展失衡问题。只有像匹兹堡会议这样齐集各方力量、集思广益的会议，才能担当如此严峻的重任。(作者为渣打银行亚洲区首席执行总裁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