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劲松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宝马、奥迪等汽车品牌在全球销量同比下降的同时，在华销量却逆向大幅增长。除此之外，在金融危机使欧美日奢华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华品市场却依然向好，甚至有媒体称中国人消费奢侈品的“风头盖过阿拉伯王室”。

　　奢侈品消费这个老话题，总能引来公众关注。于普通人而言，很多时候，消费奢侈品，多是一种感性行为，是为了证明生活存在着的乐趣；于“先富阶层”而言，奢侈品消费带给他们的快乐，持续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而普通人和富有人群的奢侈品消费次数，与两者的个体数量正好相反。奢侈品消费行为惹来一些争议，也属情理之中。

　　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预测中国会最早走出经济寒冬，他们的一大理论依据是，中国拥有巨量消费者，消费刺激生产，生产带动经济。扩大消费走出经济危机，也是成功带领美国走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所采用的办法。富人的奢侈品消费固然不是扩大消费的主力军，但其强大的消费能力，在“世界是平的”的语境下，对缓解经济危机，不无裨益。从这个角度看，富人奢侈品消费，并无多少可质疑之处。由此，中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称号，也算得上是个利好消息。

　　但事情往往没有这样简单。和前些日子中国GDP总量将“超日赶美”的好消息并没有赢得公众掌声一样，“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的称号，也没能让民众感到自豪。让这个好消息打了折扣的原因是：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世界排名仍在百位之外。众所周知，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该国民众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准的标尺。在奢侈品消费国排行榜上，我们却跑在人均国民收入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国的前面，这份殊荣，很大程度上对普通民众更像是一次不良刺激。

　　不但如此，这个代表着荣誉的花环还有些扎手。它还触及到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虽然我国一直很谨慎地公布基尼系数，但其已远远超过国际通常标准的警戒线，则是社会共识。而且，这个衡量国内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数据，还在逐年增长。这也是中国成为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的一大隐忧。

　　公众对这份荣誉不感冒，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前些时间，房产商王石说：“现在不行贿成过街老鼠，行贿反而成英雄。”这其实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为数不少的商人，其财富积累过程，经不起商业伦理的检视。其二，有行贿者，必有受贿者；行贿者众，受贿者也不会在少数。这说明部分官员的钱袋子，也不干净。偏偏这两种人，往往又是奢侈品的忠实拥趸———温州贪官戴国森因拥有大量LV包而获名“戴包包”就是一例。

　　近年来，公众的创富激情被激活，是他们创造出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只是，公众却没能通过更合理的分配获得应有的回报。在以上几种情势下，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这个花环的“荆棘”含量，无形中增加了许多。

　　按理说，只要其收入和消费行为合法，奢侈品消费就只是无可厚非的个人行为。所以，我们更应在一个健康的消费文化中，进行奢侈品消费。同时，也要去除掉以炫富为表象的消费主义，还要尽可能消灭其生长的土壤———比如，不允许出现“戴包包”这类奢侈品消费者。如此，民众才会觉得“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名副其实，并认同它带来的荣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