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志疆

　　“在中国行善其实很不容易！”在9月20日举行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上，有官员、学者如此感叹。这不是说中国人缺乏善心、不想帮助人，而是指在当前制度下“善门难开，善门难进”的尴尬。“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慈善机制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9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的兼爱思想就体现出一种朴素的慈善主张。时至今日，关于国人慈善积极性不高的报道依然不时见诸报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近年来，不少地区慈善机构的信息显示，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普通市民、大中专学生以及退休老人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的捐款却微乎其微。这样的结果看似尴尬，却也并非不能理解———出于对不透明的慈善资金流向的不信任，富人难能乐善好施；富人的大面积缺席，无疑使得工薪阶层“小打小闹”的捐赠成为主流，由此而出现慈善捐款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局面，似乎也就不难理解。

　　慈善事业在任何国家都具有救助和公益功能，正因为如此，慈善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对慈善心灵的激发以及对利益驱动的激励与约束———一方面，通过宣教使捐赠者获得心理满足；另一方面，通过减免税收等举措使他们因善举而受益。在此背景中，富人慈善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意味着一种责任———即使富人不愿“积德行善”，高额的财产税和遗产税也将迫使他们最终“让利于民”。反观国内，慈善制度的残缺滞后，无疑是阻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使善款流向透明起来，而这首先就需要将慈善机构从政府部门中完全剥离出来。毋庸讳言，时下不少地区的政府职能部门与本该属于民间组织的慈善机构“纠缠不清”，不仅很多慈善机构由政府所主导和控制，更有甚者，政府民政部门直接越俎代庖组织和接受捐款。这种政府权责不明的现状，使善款流向很难真正透明，有人归纳了汶川地震灾后捐款的“四不见”：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

　　根据现行法律，个人无法有效监督慈善机构，尤其不能通过司法途径监督慈善机构，而个人的司法监督本应是最有力的监督方式。在美国，哪怕只有一美元正式捐款，慈善基金管理者也要告知捐赠者资金流向，否则将要承担法律责任。这种严苛的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慈善机构规范运行。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很多爱心人士日渐热衷于点对点帮扶，除却直接对话的心理需求之外，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更多的是出于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

　　“人人慈善”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要有健全的慈善制度给人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