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琼

　　昨日，国新办就新中国成立60年体育事业发展举行发布会，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介绍新中国成立60年体育事业发展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刘鹏在介绍中指出，6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截至2009年8月，中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已达 2310个，创超世界纪录达1195次。(人民网9月27日)

　　“举国体制”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北京奥运会辉煌落幕之时，关于“举国体制”的各种反思和论争就已经在社会范围内相当热烈地铺展开来。而与社会有褒有贬的讨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方对于“举国体制”的肯定和坚持显得相当明确。2008年1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在大会报告中表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同年9月，在《人民日报》刊登对刘鹏的长篇访谈中，他坚定不移地宣称：“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在这样的态度和主张中，我们看到，“举国体制”不仅没有在中国竞技体育达到金牌总数第一后黯然谢幕，而且更加牢固地确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而社会的反思，已经处于基本无效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刘鹏局长专门点名批评了中国足球，认为其“水平太低，令全国人民不满，而且与我们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相比落差极大，和我们国家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相比很不适应。”总结个中原因，他认为是“后备人才的极度匮乏”，并为此拿出了“举国”培养足球好苗子的旧有路径，如改革全运会足球赛制、重建各省、市、区青少年足球队等等。可这位刘局长大概忘记了，放眼世界的足球强国，几乎是没有哪一个是以奉“举国”为圭臬获得好成绩的。

　　我们并非是要否认举国体制的历史功绩。举国体制确实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直至今日，中国在各种世界赛事中获得的数量惊人的金牌数仍然被当作举国体制有效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仅在体育领域，“举国”之下人、财、物的高度集中，各方面积极性的最大限度调动，也被当作中国“办大事”的最大优势所在。但就是在金牌总数取得第一的北京奥运会上，对于刘翔退赛的宽容，对于海外军团的友好，都明确显示出，在中国百姓眼中，竞技体育正逐渐摆脱政治色彩，回归它的本来面目，金牌不再重于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国体制”的问题，其实就是能否剥离强加于体育、科技等领域之上的政治色彩问题，让国家事务彻底回归到民众权利范围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