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任何关涉公众利益的社会事务，未取得广泛共识之前，几乎难以避免陷身争议的漩涡。比如，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力推的通识教育，近日就面临这个问题。

　　作为新生事物，博雅学院在南方宁静的校园中一直是炙热的焦点。此番余热未消，中大新通识教育方案，已率先在珠海校区全面实施。博雅学院院长甘阳表示“珠海模式将是全国高校最好的模式”。而这个“最好”或就体现于他们宣称的，通过通识教育打造“无专业”精英；“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10月8日《广州日报》)

　　揆诸现实，在国家教育体制和社会用人标准没发生根本变化的语境下，现在盲目乐观地高调宣扬，招致舆论质疑在情理之中。这就像饥馑岁月里，一个还紧裹在襁褓中的新生儿，会不会早夭都还是未知之数，这时就预言他日后必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自然不大靠谱。

　　当然，透过喧嚣的争议，我们也能感知到这场在南方开启的试验指向了中国高校教育的深层矛盾。结合前不久南方科技大学掀起的舆论风潮，就更好理解了。还在筹建中的南方科大，因为喊出“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口号，而搅动中国高校一池春水。朱清时领军的南方科大，因此被乐观派视为回归学术本位的“一条鲶鱼”。

　　先行者总会遭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充满狐疑的打量目光。在中国南方开启高校办学、教学试验的南方科大和博雅学院，先后的遭遇都说明了这一点。未达成共识前，改革先行者只能在争议中踯躅前行。其实，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是教育领域多年来的舆论诉求，而吁求难以变现，则说明在舆论共识之外的现实阻力不容小觑。

　　回到博雅学院通识教育问题上，也是这个道理。大家都不否认，通识教育比目前脱胎于应试教育的大学专业教育，更符合教育的核心价值。对于高等教育回归学术理性，淡化工具理性，更是善莫大焉。且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也是大势所趋。

　　大学培养的首先是人，而不是工具。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日渐多元的社会里，高等教育的任务并非是专业细分面面俱到，而是让有创造性的学生，能自主地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甚至为自己创造位置。通识教育训练出的学生，人生道路或许越走越宽，而极度细分、貌似超前的热门专业毕业生，最后却可能发现面对日渐饱和的市场，选择面越来越窄。

　　当然，如果我们不误读“‘无专业’精英”的意思，就应让公众明白，通识教育在“去专业化”的同时，不是走到其极端对立面，而是努力找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平衡。而除了这些浅层意义，达成更深层面的社会共识，才能更有利于通识教育的推广。

　　比如，在现代社会，大学教育革新，除了形式上改头换面，公民精神也不可或缺。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为内核的公民精神，应该是大学精神的灵魂。博雅学院古老的拉丁文与竖排版繁体字的中文古籍，培养不了现代公民的人格。而缺乏这种公民精神，师生就会渐渐丧失思考和批判能力，习惯于服从行政指令。这种状态下的通识教育，则可能是有形无质的。

　　所以说，“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通识教育，要想稀释争议，轻装上阵，就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达成以上那些基本的共识，而共识的凝聚，则还需要一系列辅助条件。比如搞清楚教育的本质意义，挣脱现有教育体制对教育革新的束缚。而更彻底的，则是在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引领下，往教授治院、学术自治、学生自治等方向努力，给学校师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